晚清士兵多有“第二职业” 文/游宇明 放眼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军队官兵从事第二职业。然而，晚清的军营却是另一番景象。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介绍：晚清士兵很少待在部队，他们普遍从事第二职业，有的开茶馆、杂货铺，有的贩鱼、卖肉，有的种地、做木匠，有的理发、修脚……
晚清士兵为何不务正业?一是军饷太低，靠军饷完全无法养家糊口。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康熙时物价很低，一两银可以买米谷二到三石，士兵的月饷勉强可维持一家生活。乾隆时民间米价已达一石二两。到了嘉道年间，米价更是高达丰岁一石二两，歉岁一石三两，荒年一石四两的程度。物价大幅度上涨，清政府却以“遵守祖制，永不加赋”为由拒绝调整军饷，士兵家庭物质生活的贫困可想而知。第二，军官层层克扣。清代不仅士兵军饷低，军官也是如此。绿营的从一品提督级别相当于一省之巡抚，光看牌子牛得不行，但正俸银和养廉银两项相加，年薪亦不过961两，月工资只有80两白银；至于中下级军官，工资更是低得可怜，正四品都司年薪只有327两，月薪不足30两；正六品营干总年薪只有154两，月薪不足16两。军官工资过低，自然很容易在军饷里打主意，办公用品、给上司同僚的送礼钱、护送饷银士兵的差旅费等都在兵饷中开支。这样，士兵拿到手的饷银就更低了。比如福建绿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一两三钱银子，到手的居然不足三分之一。三是清代还有一项非常搞笑的规定，那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甚至军装马匹都要自己出钱购买。士兵所得之饷本来就极低，还要自己出钱购买原本该由国家出资的武器装备等，其生活的贫困自然更是雪上加霜。
士兵不事操练，不专心于防务，只顾另寻生计，国家大厦自然摇摇欲坠。
唐朝高官也蜗居
文/刘海洋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
和卢怀慎同时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姚崇把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了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一样选择了郊区房，他的买房经历跟现代都市打工族颇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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