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家的发言，我来做个总结，也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中国今天的形势究竟如何?对此我并不悲观。我们从建国一步步走过来，既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看到过几千万人饿死的场景，也经历过六十年代从“四清”到“文革”甚至天下大乱，所以我不认为现在是所谓的“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反而是中国几十年来甚至是一百年来最生机勃勃的时期，而今天混乱的局面正是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新兴社会的蜕变。新的社会秩序、新的价值观体系正在一种激烈的变化中形成，中国复兴大任正在蓬勃发展之中。在我看来，现在有这么多人关心并讨论国内政治问题、秩序问题正是中共进步的一大表现。举个简单的例子，五十年代末中国饿死的人口数字达三千万，但这件事当时谁敢讨论、谁敢承认?当时对言论的控制状况如何?中共在此的确有了长足进步，现今的中华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凤凰涅�的过程，我对此满怀希望和信心。今天我们确实面临着人心问题与社会秩序问题，我认为这正是凤凰涅�所必经阶段。正如新生儿的诞生，不也需要面对诸多问题吗?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核心观点是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其依据的基础是家国共同体，强调每个个体的社会性。我认为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人，其对家庭、地方、国家和天下均要承担应有的责任。最近几十年，中国在共同体问题上究竟应当走什么路，值得好好回顾和总结。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试图以单位共同体取代家庭共同体，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摧毁家庭，这算是对中国传统家庭最大的一次冲击；“文革”的时候意欲摧毁传统国家，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对传统国家做一个彻底根除，最终都以失败收场。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最后恢复家庭共同体、恢复单位共同体、恢复国家机器。其实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社会共同体一直存在，个人与家庭、地域和国家息息相关，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存在最深厚的地方。就伦理规范重建，我倒不悲观。因为当伦理价值缺失的事件发生时，至少还有很多人愿意站出来披露和指责，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的关注点在于怎样重建社会共同体。我始终认为伦理规范纯粹归咎个人是不可行的，单纯讲个人本位、讲利益最大化，在中国社会行不通。那么究竟应当怎样重建社会伦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建立现代公众社会。公众社会即是社会共同体，如学会、行会、行业工会等。现今社会商业伦理沦丧的事件频发的原因正是我们的行业协会力量薄弱。实质上行业必须要自我管理，比如说上海总商会1905年成立后在行业内起到了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作用。一个行业出问题，没有行业工会是不可行的。因此，我认为重建伦理规范最重要是形成“公众团体”，形成较之公民社会有更广泛意义的现代公众社会，这是现代社会共同体建设非常有利的基础。只有建立现代公众团体，通过有组织的力量来约束自己，建立现代的伦理规范，才能在政治和社会上发出声音。可以说，政府现在最瞑怕的是“压力”团体。不仅如此，随着信息高速传播，现今的网络已形成无形的“压力”团体。总而言之，我认为伦理规范的载体在于建立现代公众社会的共同体。
谈到核心价值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的一句话，即保证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才是最高价值，不论是新儒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都能在这句话中体现出来。奇怪的是，现代的各种马克思主义都不讲人的全面发展了。我个人觉得核心价值关键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讲自由，其实人从生下来究竟有多少自由?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受到家庭、教育和整个环境的限制和约束。我们任何一个人，实质上都是被束缚的，唯一能够自由选择的恐怕只有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强调要把马克思这句话重新挖出来，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将西方的精髓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自由主义是最高理想，抑或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理想，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条件和水平之下整合制度设计，保证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我就白彤东关于民主问题和一人一票问题发表看法。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胡适三十年代初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就说过，欧美有两三百年治理国家的经验，而中国却有着两三千年治理国家的经验。我们有很多成熟的理念，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传统国家的国家治理，那时治国的根本原则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三千多年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它不是空洞的浮言，而是由严密的系统的制度来保障的。历代典志在这一点上就如何具体落实有详细的说明。在国家治理之上，中国一直坚持精英治国。过去两千多年的道德伦理首抓精英制，现在的精英制不见得比过去更好。我们原来对科举制度考试否定很多，后来才发现科举考试重点不在于具体知识，关键在于怎样做人和为官。国家对官员的管理不仅是选拔，其后各个环节还有一套相当严格的制度。现如今研究大清律例，律之外的一千几百例主要用来管制官员。刚才韦森讲到道德沦丧的原罪，原罪在哪里?我认为原罪即在于把精英的道德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彻底打压。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不断打压，把我们几千年所坚持的精英阶层摧毁了，当官员失去尊严，治理国家的精英不讲道德之时，整个国家就会道德缺失。拿台湾选举来说，选举原本选的是政治家，后来变成选政客，台南两枪则将选举演变成以政治流氓手段获胜。伦理道德需要真正的载体，中国几千年的精英管理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它的长处、它的弱点、它的问题在哪里。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而走在世界前面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对今天我们伦理规范的重建有重大意义。
(该专辑发言由梁思琪整理，已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