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湖南省下发了“重点高中不得办初中”的高初中剥离政策，各大高中纷纷与初中部挥手道别。6年过去了，在湖南省的民办中学与公办中学之间，生源争夺战已经成为了引发矛盾的焦点。
突然林立的民办初中
2004年8月，湖南省株洲市汽车中心站。蒋文麟把弟弟送上了去长沙的汽车。
在夏天暴戾的阳光底下，蒋文麟帮弟弟拎着行李上车，安顿他坐好。车子开动的时候，弟弟差一点哭了：他才12岁，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去外地中学读书。
蒋文麟的家就在株洲市第四中学的旁边，因为上学方便，他的父辈都是从这座学校毕业的。但是在2004年，这个学校的初中宣布和高中剥离，不久以后，湖南省教育厅正式做出了一个决定：省示范性高中不能办初中。
尽管新成立的初中不过只是以前四中初中部的延伸，但在当时，大多数的家长还是对这所新民办初中的教学质量抱以质疑，虽然这所学校用的还是以前的教学用地，老师也多从原校抽调，但它的最高权力组织已经换成了校董事会。董事会的成员，除了教育专业出身的老师，也不乏商人的身影，这不禁使家长们难以心安。
更要紧的是，这些民办学校学费已经远远不是蒋文麟读书时所需缴纳的区区几百元了。株洲市在那几年多出了很多这种学校，它们都剥离自当地的省示范性高中，但以赞助学校之名的费用依然被分摊在学生的学杂费里，这将使一个家庭每个学期的开支无故增加上千元。
蒋文麟还记得那个晚上，老爸抽着烟拍板决定了弟弟的去向：“交这么多钱，还不如去省会长沙读！”――按照大多数市民的习惯，孩子应该一直陪伴在身边，直到读大学才送出去。株洲位于湖南的中心地带，重视教育的习惯和这个省份的大多数地方都一样，在那些示范性中学的初中和高中刚刚剥离的日子里，孩子去哪读，无疑足够令一个家庭纠结半年。
在许多市民看来，长沙的学费也许贵，但在那读完初中，将意味着更有希望去就读著名的“四大名校”：长郡中学、湖南师大附中、长沙市一中、雅礼中学。这几乎是每个湖南学生都知道的四所省级示范中学，它们都有100年上下的历史，创办于清朝末年或民国初年，享有最高声誉。
也正因为在长沙的悠久办学历史，四大名校形成了完善的教学体系。所以近十多年来，这些学校每年高考成绩都稳居长沙市前四名，也在湖南省内处于无可撼动的领先地位。
名校缘何办民校
衡山县是本刊记者调查湖南民办教育现状的第一站。2011年6月28日，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在南岳脚下的百年老校岳云中学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当记者询问起民办学校的由来时，他回忆了很久，才慢慢道来，当年湖南省教育厅做出“省示范性高中不能办初中”的决定的确有苦衷，因为那正是高中硬件亟待升级的时候：电教馆、实验楼、塑胶跑道……这都是一所学校在新世纪之初的发展所亟需。但资金却不够，如何与社会接轨，如何利用其他方式来获得资金，如何提升学校的硬件设施，成为了当时这些学校的燃眉之急。在这种境况下，“名校办民校”成为了令省示范性中学“升格”的重要途径。
在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看来，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而且在一部分抱着平均主义观念的官员来看，省示范性高中举办的初中，无疑生来就带着贵族血统，这对理应接受相同质量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们来说，很不公平。也就是说，到底是让小学毕业生来按“优胜劣汰”规则来选择入学，还是用“一碗水端平”的态度来办学，在当时成为决定“省示范性高中能否办初中”的重要问题。
根据这个世纪初的数据，当时湖南省共有77所省重点中学，其中54所重点中学以“名校办民校”方式将初中部改为了民办学校，全湖南省的“名校办民校”至少超过80所。
紧随其后于2006年颁布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关于对初中学生实行义务教育，减免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决定，更是加快了初高中的剥离进程。
与中国沿海某些城市教育资源紧缺、政府鼓励办学的情况不一样，在身处内地的湖南省，四处出现的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生源的争夺已经成为了最容易引发矛盾的症结。“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第一代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下一代。”这句简单的陈述句，无疑透露着这样的信息：生源已经远远不像10年前那样充足，校舍不再拥挤，甚至一些学校老师，现在已经开始闲置下来。
在与衡山县的一些教育工作者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该县的生源已经严重不足。以在永和乡的一所学校为例，初中部今年只招到新生26人，全校仅112个学生，却有50多个教员，师资严重超编，全县每年雇请代课教师200多人，造成人力资源和财政经费的莫大浪费……
生源，已经成为一新一旧两所中学之间一触即发的导火线。“省示范性高中不能办初中”这个决定，从今天衡山县的教育现状来看，无疑得打上一个问号。
生源是“战争”的源泉
“一切都为了生源。”蒋文麟用一句话道破了民办中学与公办中学间的矛盾根源。
2011年7月，蒋文麟的学生都放暑假了，他刚刚改完试卷回到家里。从株洲市第四中学毕业以后，蒋文麟读了师范专业，现在在另一所中学当班主任，教数学。
在听说了本刊记者对于衡山县见闻的陈述之后，蒋文麟顿了顿说：“株洲的情况比衡山县好，但一些情况的确也是存在的。”在这座紧挨省会的城市里，当年从省示范性高中剥离出来的民办学校，都办得不错。它们一般都在当年教育改革、初高中剥离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系列教育集团。
其中，最早在1999年就从该市王牌高中株洲二中分离出来的景炎中学，已经成功举办了自己的景炎高中；而蒋文麟的母校株洲四中也形成了教育集团，它旗下景弘中学招聘高中教师的通知高悬网络，在它的官网上，也赫然写着已经与另外一所技术学院签订了校产转让协议，新校园的建设即将展开；同时，在这座城市的郊外，正流传着另一家教育集团即将收购土地开辟新校区作民办高中的说法……
这一系列的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将生源紧锁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里，谁都知道，一个每学期开销数千近万元的学生，多丢掉一个将意味着多少利润的流失？
而这些重复建设无非让一个从民办初中毕业的学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这个教育集团的那所教学质量好收费低的公立省示范高中读书；二是在这个教育集团的那所收费昂贵，教学质量也不会差到哪去的民办高中读书。当然，这些都由这名学生的学习成绩决定。
这个可怜的孩子还能有另外选择，例如他可以去别的教育集团，不过他的班主任会负责在毕业之前尽量让这种想法夭折，他也可以选择去长沙，那里有著名的四大名校。
长沙的四大名校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其他城市的孩子，如果你够优秀，他们甚至会提前打电话和你联系，具体的方案包括能够减免学杂费――关于这一点，在当地的教育圈子里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衡山，某局长的儿子本于岳云中学读书，进入高三时突然要求转学至长沙，次年考上清华大学。而这在当地教育工作者的眼里，简直等同于不可理喻的割让，因为每年上百名优质学生的外流择校，严重动摇一个地区的教育根基。
而在长沙县江背镇，在老一辈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亲手创办的五美高中，一位教育工作者用数据描述了学校的状况：我校高中生源严重短缺，尽管教师拚命努力，更有爱心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但生源依然严重不足。2002年至2005年，学校有19个班，达1220人左右。而2009年下半期，高中班缩减到仅7个班，学生约310人。高中教师显然超编……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生源再一次成为了部分学校的痛。
学杂费用谁买单
省示范性高中、民办教育初中派生出来的高中、位于省会的名校……在每年中考结束后的考生争夺战里，这些无疑都是割据一方的诸侯，纷纷盯住了湖南省从省示范性高中里剥离出来的各大民办初中的毕业生。
蒋文麟所供职的民办学校也剥离自省示范高中，远离城区，学生每学期上缴2600元的学杂费，住宿费和伙食费另算。即便如此，前来就读的学生依然趋之若鹜，班上的学生中来自城区的高达70%，其余20%为郊区的孩子，另外10%则是选拔自其他地区的优秀生源。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家里并不宽裕的家长宁愿节衣缩食多花上万块钱，把子女送到名校办的民校就读1年，但其实在公办初中，3年读下来不过几千元而已。一种“花钱就是硬道理”、“不买好的只买贵的”理念已经形成，少数的声音终于被湮没了。
毕业于长沙县实验中学（原名维汉中学）的闻娟在几年前的中考中成绩名列全长沙县前茅，但在报考后却没能进“四大名校”。家人曾致电垂询，被告知农村户口不能进入，如果交上几万的择校费，则一切好商量。在此之前，维汉中学校长得知闻娟有意报考四大名校，于是多番电话劝阻，最后还亲自登门许诺，说“只要去维汉，不但免掉学杂费住宿费，还每月给予补贴”。但事实上，她去了那里之后，什么都没有减免。
至于那些公办初中毕业的学生，已经被绑上了“先天不足”的标签，他们的学校，校舍残旧，师资质量薄弱，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他们在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这些学校的优秀师资，早在多年前就被那些财大气粗的民办初中抽走了……
《教育规划纲要》第四章明文规定：“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以就近免试入学为主，义务教育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在保障儿童少年就近进入公办学校的前提下，发展民办教育。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但这些规定，在生来明星的那些民办初中前，无疑显得苍白而无力。
这些明星民办初中，因为有着省示范性高中的优良血统，在诞生之初就胜了一筹，至于它的董事会到底有哪些人？蒋文麟说，这个问题虽然没人放到台面上来讲，但却几乎极其相似：隐藏在暗处的政府官员、以傀儡形式存在的当地富商，以及实际运作中所需的教育工作者，而他们在利益瓜分上达成的共识，也极其相似。
培训机构试图分一杯羹
蒋文麟说，在这座城市，几乎每个学校都和培训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经拒绝了与他们学校有合作的教育机构的邀请。对方开出的分成是50元介绍一个学生――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旦学生在蒋文麟的介绍下报名，他将付出近400元，并参加12个课时的课外辅导，而培训机构将在这其中分出50元作为蒋文麟的答谢。
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而蒋文麟拒绝，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培训机构教学质量难以令人恭维，学生花了钱进了这样的学校，实在有点冤。但蒋文麟的许多同事都接受了，他们觉得，学生反正是需要补课的，补完课成绩有提升也好，没有提升也好，都不算坏事。
在接受本刊记者的参访过程中，蒋老师说到了一个小故事：一位民办学校初二学生，在班主任的推荐下参加了暑假培养训班，第一天听着隔壁老师的声音十分熟悉，走过去发现授课的正是自己的班主任；而正在为自己讲课的，是高年级另一个班的任课老师。这个故事正是民办学校在谋取利益的一个缩影：为了资源的不流失，一些学校自己换了个马甲，接着将培训机构办得风生水起，而在机构中供职的老师，无疑还是原班人马。
而更为疯狂的事情是，一些民办学校将手伸向了上游：每年招生都采取向小学的生源学校领导或班主任给出数百元一个学生的“卖猪仔”做法，以夺取生源。在他们的眼中，那些学生已经不再是求知的孩子，而是一笔笔可图的交易！
这些学校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或多或少地使用了省示范性高中的教学资源，如操场、实验室、寝室、体育馆甚至普通教室，换一句话，国家资源正在被民办教育私人老板利用。
“剥离”仍将继续
2011年，长沙，古老的周南中学、明德中学和田家炳实验中学也相继完成初高中剥离，这是继长沙市一中、湖南师大附中、长郡中学和雅礼中学之后第二批完成初高中剥离的完全示范性中学。
在教育部门看来，剥离后的初中并不是不再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名校新建、托管初中学校的方式，会将优质教育资源最大化。但事实上，“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确保每个学生‘有学上’、‘好上学’、‘上好学’”的设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
因为与“教育资源最大化”成正比的是“家庭为教育投入资源的最大化”。
在岳云中学采访的时候，衡山脚下甘泉书院的旧址前，本刊记者有幸遇见了这所百年老校的前任校长，他已经80多岁，却因为这所学校最近遭遇的厄境，而生活在一种忧虑里。他说，他不愿意看见这所学校垮掉，这所学校经历过战火、经历过风波，却一直都在，可是这一次，它的百年基业真被动摇了……
“北有南开，南有岳云”。在1949年之前，岳云中学原本也是私立学校；而现在，诞生在新世纪的私立学校正在用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冲撞着它，它知道它的厉害，却不知道它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回到广州后，本刊记者就湖南省初高中剥离政策问题，致电咨询了该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对方以不便接受采访作答，并建议记者转问该单位新闻中心。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政策实施已久，他自己当时尚未在省教育厅新闻中心工作，具体情况不甚了解。
而对于剥离政策仍在进行，该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该政策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初高中剥离在湖南已基本达成共识，民间对此并无太多争议。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蒋文麟、闻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