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列岛中，福冈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作为通商口岸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西渡中国大陆的要冲，也是日本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发端于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其环海东行的第一站便是博多――福冈的前身。
1601年，封建诸侯黑田长政在博多西面的福崎丘陵上修筑了舞鹤城，因黑田的祖先居住地叫“备前邑久郡福冈”，故也称舞鹤城为福冈城。于是，“福冈”这一名称诞生并沿用至今。
福冈是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城市，因其地利之故，福冈在中日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城市里许多地方仍可以触及到中日交往的历史脉搏。
中日交往的鼎盛期在隋唐，千余年前，大批遣隋使、遣唐使以谦谦学子之风，扶桑启航，西渡华夏，汲取精华，造福东瀛，成为千年文化交流的佳话。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其出发点正是今天的福冈。当时作为学子歇脚的馆舍――鸿胪馆正位于博多湾畔。
博多曾经作为军事要地，置有屯仓（公元536年），律令时代作为太宰府的外港，昌盛而繁荣，至今尚残存着当时海岸的石垒、哨所、接待外国来宾的鸿胪馆旧址。
鸿胪馆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外交设施，曾在平安京、难波、筑紫三处设置。“鸿胪馆”一词来源于古代中国的外交部门――鸿胪寺。“鸿”意为“大”，“胪”意为“传播”。“鸿胪”在此作为外交官的官名。地处福冈筑紫的鸿胪馆历史最长，在飞鸟、奈良时代被称为筑紫馆。它是接待留宿唐朝和新罗使节的迎宾馆，是遣唐使和遣新使出发前做准备的场所，又是对外贸易的窗口，堪称日本古代最先进的国际交流据点。
公元6～9世纪，日本经由博多不断派出“遣唐使”和“留学僧”前往中国。仅在公元630年～公元894年间，日本派出的使节就有13次。迎送唐朝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6次，共达19次之多。日本僧人圆仁和尚在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叙他从博多“鸿胪馆”出发到中国的经历。唐代高僧鉴真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邀请东渡，几次挫折，第6次终于东渡成功，经博多抵达古都奈良，在日本传播了佛教和唐文化。
从宋代开始，侨居博多的中国商人逐渐增多，至明代，在博多西面的箱崎出现了“大唐街”。现在福冈市西区有一个地方叫“唐人町”。据考古推测，今“唐人町”的居民源于“大唐街”。当然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唐代习俗在他们以至整个日本都保留了下来。今天福冈市地铁一号线在这个地方还有“唐人町”站，有趣的是，站牌是以出土的中国古代青花瓷器作为标志的。
1784年，一位农夫在志贺岛的农作中，掘得日本国宝――东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龟钮金印。此印以金铸造，印重108.729克，印钮呈盘成一团的蛇形，并有穿印绶的小孔。这枚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古代金印，经考证是中国《后汉书》所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所指的那块金印。为了纪念金印出土，福冈市特把出土金印的地方辟为“金印公元”。此印与广州西汉南越王的龙钮金印时隔百年，一东（汉）一西（汉），一前（汉）一后（汉），相映成趣。
100年前，海洋文明的蓬勃激发近代革命的爆发。以广州为中心的南粤和福冈所在的九州，从历史上的南蛮之地一跃成为孕育新思想的热土。带水两侧的志士仁人隔海呼应，孙中山先生更是数渡扶桑寻求支持。其间，与福冈政治领袖进腾嘉平太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半个多世纪后，其孙进藤一马念念不忘儿时受中山先生抚顶之恩，在担任市长期间主动示好，亲手与广州签署了友好城市缔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