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私营业主“习惯于和异国的官僚权贵们打交道”,遇到问题时总希望“通过上层关系摆平”,殊不知矛盾和误解一天天积累 10月15日,数声枪响打破了赞比亚南方省锡纳宗圭地区科蓝矿区的宁静。
混乱过后,在这个由中国人拥有的科蓝矿业有限公司(下称科蓝煤炭)的矿区,三名中方员工、11名当地矿工和一名群众受伤,一片狼藉。
非洲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赴非洲淘金,但因自身素质的局限,对当地政治、民情、文化的疏离,加上内外监管的真空,使许多中资私营业主在挖掘财富时,忽视了必要的社区建设和社会责任。
用一位在非洲工作多年的学者的话说,他们“习惯于和异国的官僚权贵们打交道”,遇到问题时总希望“通过上层关系摆平”,殊不知矛盾和误解一天天积累。
领薪日的枪声
据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10月15日这天原为领薪日,200多名当地矿工因为未能按时领到工资,改善薪酬制度的要求未获回应,封堵了一条通往科蓝煤炭的道路开始游行。
当时,煤矿董事长徐建学及其家族高管均不在矿区,十几位中国籍管理人员英语能力十分有限,冲突随之升级。据现场中方人士介绍,愤怒的矿工开始朝中方管理人员扔东西,并破坏了煤矿的围墙,揭掉了矿井第二隧道顶部的铁皮,还运走了抽水机。
混乱中,两名脾气素来暴躁的监工吴玖华和肖利山,端起猎枪,向矿工平射,打伤了11名当地矿工和一名群众。两人伤势较重,被转移至卢萨卡的UTH医院接受治疗。冲突中,三名中方员工也受了伤。事发后,吴玖华和肖利山被赞比亚警方拘禁,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企业方面认为,矿工破坏矿区设备、攻击中国监工在先,枪击事件属于“防卫过当”。
但这一解释当地矿工并不认同。10月19日上午,一些赞比亚民众在中国驻赞比亚使馆门前集合抗议,后被警方驱散,赞比亚警方派了30多名警察在使馆周围巡逻。
徐氏兄弟发家史
科蓝煤炭的老板徐建学是江西乐平人,已在赞比亚经营多年。据接触过他的人说,徐身材不高,理着“毛泽东式”的发型。他善处人际关系,在广东、福建籍华人面前有时会自称“老乡”。
当地华人大多艳羡徐建学在赞比亚政府中的人脉,夸赞他“有见识”、“为人大气”,善于发现又敢于抓住别人不敢尝试的机会。也有人说,徐建学崇拜毛泽东思想,相信“层级管理”、“军事化管理”。据《经济学人》2006年10月的一篇文章,徐建学在首都卢萨卡的办公室里悬挂着毛泽东像,并一直使用中国日历。
1991年,英语专业出身的徐建学作为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翻译,随援建队伍来到赞比亚。工程结束后,全套人马打道回府,但徐建学留了下来。他在卢萨卡注册了扬子江建筑企业有限公司(下称扬子江公司),自己做起了包工头。随后业务越做越大,2000年前后,他将四个弟弟从老家接了过来。
扬子江公司在赞比亚相当有名气,这主要因为它承接了不少政府或公共项目,包括赞比亚反贪污局大楼修建工程、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府维修工程、国际机场总统候机室工程,甚至赞比亚前总统肯尼茨・大卫・卡翁达的陵墓。这些建筑项目为徐氏兄弟积累了资金和在赞比亚中央高层的关系。
2003年,赞比亚开放矿权。位于赞比亚南部与津巴布韦接壤处的科蓝矿区,吸引了徐建学的目光。
此地由于靠近卡里巴水库,地质风险大,且当地治安状况恶劣,此前在此经营的外资曾吃够苦头。加上当地部族与中央政府――主要代表卢萨卡地区工商业利益――关系微妙,自多党制改革后,更成为反对执政党的大本营,工会势力亦十分强大。
一位在当地工作多年的技术管理人员评论说,当地工人技术素质和组织纪律性不高,但在工会支持下抗争精神高涨。此外,与有色金属矿相比,赞比亚的煤炭附加值低,杂质含量高,利润前景不明,因而大型矿企普遍不敢染指。
但徐建学则认为,自己虽然是华人,却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土生企业”,且和上层关系密切,“应该可以罩得住”,于是作为惟一的投标者,揽下了这桩前景莫测的采矿生意――而正是靠着煤炭和建筑生意,徐建学和四个弟弟全都跻身亿万富豪之列。
工潮为何反复爆发
一些熟悉徐家的赞比亚华人指出,自2004年开始,科蓝在当地的煤矿屡次发生工潮和摩擦,并几次激化,而徐氏兄弟几乎都不在现场。他们的建筑公司也发生类似冲突。最惨痛的教训发生在今年2月,在徐建瑞分管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赞比亚工人因不满中方管理人员钟某,用锄头将钟某敲打致死。该工人于 4月被赞比亚警方抓获,目前案件仍无了局。
《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陶勇分析,许多摩擦的起因都是小事,如果和工人、当地社区沟通密切,未尝不能及时化解。但由于沟通不畅,应对态度粗暴,导致矛盾升级。且每次事情闹大,徐氏兄弟都习惯于靠当地的上层关系捂住、摆平,结果事情看似平息,实则郁积了更大的情绪和隐患。“无形中,科蓝把当地地方对中央、落后地区对较发达地区、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矛盾,都聚焦到了自己身上。”
科蓝煤炭劳资纠纷的核心,就是薪酬及用工制度。
据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科蓝煤炭一直雇用“临时工”,从未按照赞比亚劳动法行事,没有给赞籍雇工规定的保障,而且按日计酬,薪酬亦是极低――去年薪酬标准是1.5万克瓦查(约合20元人民币)/日,今年增加到两万克瓦查(约合26元人民币)/日。
“你干几天活,给你几天工资。工作时长也没有界定,工头要你干多久就干多久。”一位曾在科蓝煤炭担任过管理职位的中方人士介绍,2009年以来,赞比亚市场需求不旺,矿区一旦发现库满就暂停开采,矿工就没有了经济来源。而一些中方监工态度粗暴,对各种诉求置之不理,激化了员工的不满。
科蓝煤炭四个矿井目前有将近70名中国人,都担任管理、文案等职位。600多名矿工几乎全部是赞比亚人。两者界限分明。据了解,尽管徐建学建立了多个机构和层级管理,并招募了一小部分专业人才,但实际上对这些人并不放心,真正重用的还是自家兄弟和亲友。矿区的一线管理人员,几乎清一色是徐氏兄弟在江西乐平老家的亲戚和朋友。
这些人在出国前也多是普通工人,但一到赞比亚就摇身一变成为管理者。他们本性淳朴,但因教育欠佳,不能理解赞比亚当地百姓的宗教观念和生活习惯,加上语言不同,遇到问题无法顺畅沟通,这些都加剧了劳资双方的隔膜。
相较西方矿企雇用既懂英文又懂方言的当地人作为企业中层的做法,中国矿企在非洲普遍缺乏上下皆可疏通的中间人。中方人员平时住在高墙院落中,很少同当地人往来、沟通。一旦出现问题,往往无缓冲机制可言。
子弹射向了人群
2009年9月,来自四川的黄磊作为科蓝煤炭历史上聘用的第一位矿区翻译,来到赞比亚。受过高等教育的黄磊多次劝诫中方监工尊重当地矿工,“最基本的是不能打人”,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在他看来,科蓝煤炭的管理相当原始,甚至根本没有现代管理。
“中方管理人员的意识明显滞后,他们一直认为,没问题的,不发劳保用品不会死人,生产环境差点不至于死人,不加薪,少吃一点也饿不死人,稍微打一打又打不死人。矛盾就这样越积越多。”黄磊说。
2006年6月,赞比亚当局一度试图关闭科蓝煤炭,称该公司的工人在没有防护服或防护靴的情况下,就被送到井下作业。
据接近该事件的一位中方工作人员在自己博客中介绍,尽管“煤矿的纠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员工劳动保护和福利的不足,但主要原因则是与当地利益集团产生的冲突”。
这位博主介绍说,当时赞比亚当地人为了抵抗中国人对赞比亚煤炭资源的控制,采取了激进的做法,就是在科蓝煤炭承包的区域内公然非法开采。公司曾经与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沟通,达成谅解。后由于该职位易手,新上任者一味纵容当地人的非法行为,结果导致了中方与当地民众的冲突。
实际上,“关闭”并未真正实施。据使馆工作人员介绍,赞比亚最后发现没有办法关闭,其一是煤矿能解决比较大的就业问题;其二,当地行贿比较严重,法律也不是很完善,企业主很容易通过各种游说手段躲避惩罚。
科蓝煤炭躲过了“关闭”,但实质性问题从未彻底解决。
2009年12月1日,罢工再次发生。据黄磊介绍,当时中方管理人员向天鸣枪警告,对峙中突围未果,后在当地警方与政府的协助下与工会谈判,最终工人得到涨薪、补发劳动用品,外加一些口头承诺,比如“中国人会讲礼貌”等。
相安无事半年后,今年5月31日,工人欲再次罢工,但警方和政府到场,事态未激化。“最终只是工人聚众,中方人员将枪展示了一下,班继续上,煤继续挖。”
10月15日,一群激进工人再次集结起来要求加薪时,中方管理人员在混乱中习惯性地拿起猎枪。这一次,猎枪子弹射向了人群。
最反华还是最亲华
“矿带地区”和首都卢萨卡的矛盾由来已久。中央政府出于吸引外资、解决就业的需求,对外资往往比较欢迎。赞比亚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费利克斯・穆塔蒂有一个经典语录:“这里的人十年没活可干,中国投资者来了,给他们活干,可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却是罢工!”
但“矿带”的人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开发资源的主要受益者,是外国投资者和首都卢萨卡的官僚集团、工商业资本。当地人则承受了资源流失、原有生计被切断,以及就业机会菲薄等代价。
一些私营企业主往往以为政府庇护能够解决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越是如此,地方的反感情绪越强烈。况且,在非洲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部族势力和习惯往往比政府和法律条文更管用。这种情绪、矛盾自选举时代到来后,迅速演变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中资企业与地方利益的冲突,也很容易变成赞比亚反对党利用的话题。
最近五年来,这类冲突连连发生。2005年4月,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和中国有色集团合资兴建的赞比亚火药厂发生爆炸,造成50多名工人丧生。中方同意给每名受害者支付9500美元的赔偿,但一些受害者家属认为不够,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结果不令人满意,很多人走上街头游行。这件事后来演变成2006年的大选政治风波,其影响至今未能完全平息。2008年3月,谦比希冶炼厂还发生扣押中国经理、焚毁办公室的事件。
这一系列冲突,致使法国作家塞尔日・米歇尔在《中国的非洲》一书中写道:“赞比亚已成为非洲反华情绪最为强烈的国家。”不过,这一表述遭到了很多中国学者的反对。
“你可以说赞比亚反华情绪最强,也可以说赞比亚亲华情绪最强,问题在于,你看到的是哪一个赞比亚――是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所代表的从中国投资中大获利益的卢萨卡人,还是反对党爱国阵线所代表的那些‘矿带人’?”《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陶勇说。
当私企涌入
徐氏兄弟最初在锡纳宗圭地区开煤矿的时候,曾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赞比亚人对远道而来的中国投资者们寄予了极高的乃至不切实际的期望。即使是今天激烈反对中资进入“矿带”的赞比亚人权组织赞比亚资源企业人权中心(BHRRC)也承认,最初当地人几乎是疯狂地欢迎来自中国的“天使”。
那时,一谈到中赞合作,大家就会自然地想到1970年,即赞比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的第六年,中国向赞比亚派遣了2.5万人,修建长达1870 公里的坦赞铁路。
很多赞比亚人没有意识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再回来的时候,其性质已由“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转化为企业行为。1995年中国政府改革援外方式,将中非合作的主体从政府转向企业,实行援外方式和资金多样化。即使大型国有企业,也必须首先考虑经济效益。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讨论中,国企的政府背景往往是对方国家颇为担心的因素。但总体来说,国企的操作相对规范,也更易接受监督。
相比之下,科蓝这样的私企出现问题更多。更何况,科蓝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私企,它在赞比亚当地注册,在中国并无母公司。它所代表的,是在 1995年-2002年的“援非空窗期”,一些最初在国企工作的“老非洲”,凭借旧关系,在当地白手起家,由小到大,形成的独特的“土生中资企业”。
这类企业在国企大规模回归非洲前,一度成为中资在当地经营的主力军,对维系中非经贸关系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在夹缝中成长所形成的江湖习气和不规范行为也更多。许多今天广受诟病的做法,如行贿、互相倾轧、喜欢走“上层路线”、低价倾销和粗暴管理等,都与这些企业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与大国企比,这些中资私企往往扮演“啃骨头”的角色。他们所经营的领域利润小,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更易在员工工资、生产条件、福利待遇等方面“偷工减料”,引发纠纷。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一位不便具名的前外交官告诉记者,不少非洲国家有虽然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执行力差。中国商务部2004年11月曾颁布《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2009年3月下发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际上,上述规定更多地是约束国有企业,而对于中小企业,发放了境外投资核准证后,并无后续监管。
“目前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杜绝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的现象,只能呼吁和号召中小企业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位专家说。
“这些在当地经营时间较长的企业主,往往自恃有路子,对中国驻当地机构的指导和规劝,左耳进,右耳出。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如徐氏兄弟那样,只有遇到自己搞不定的麻烦,才会忙不迭跑进使领馆求助。”陶勇说。
另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一位学者介绍,最近几年中国去赞比亚投资的门槛有所抬高。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结束访非后,曾经指示相关部门加强研究,以避免某些投资非洲的企业无视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即便如此,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科蓝矿区事件中的受害者是受到“误伤”。“中方将从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继续与赞方保持密切合作,依法妥善处理善后事宜。”(节选自《新世纪》周刊总第4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