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热衷于演绎，放弃了固有的学术阵地，缺失学术批判精神，蔑视实践。这些学风问题亟需解决。 关键词：图书馆学 学术研究 学术批评 学风 学理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2－0120-04
It"s Urgent to Change the Study Style for Par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rs
Abstract Som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rs are interested in interpretation, but to give up inherent academic positions. Meanwhile, they lack the spirit of academic criticism, and contempt for the practice. These styles of study should be changed urgently.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research； academic criticism； the style of study； theoretical
近年，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由于心情、心态、心智被学术氛围左右而随波逐流，迷失了方向，大好时光浪费在学术演绎中，不珍惜读书问题研究这一学术阵地，因批判精神的缺失而失去了鉴别学术真假的慧眼，蔑视阅读活动实践。这种学风亟需改变。
1 演绎过多，创新难得一见
图书馆事业是一个平凡的事业，起源和发展于图书馆职业培训的图书馆学天生就是平凡的学问。研究图书馆平凡事物并能创作出震撼人们心灵的学术精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有的研究者在研究“传世之作”过程中有几十年的阅读经历，有的读书问题的研究者在研究“官员读书状况”过程中做了艰苦的调查取证。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也反映在里面。这正是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所缺乏的。
“城头变幻大王旗”、“走马灯”可以形象地说明图书馆学研究主题的流动性。比如，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还在期望比数字图书馆、数据挖掘、Web2.0等更时髦的概念出现。这是作为横断学科的图书馆学的学术特性。固步自封不行，但过度演绎更可怕。自然科学不用比，相比法学、经济学等显学，图书馆学仍是一门游荡的学科。图书馆学已经进入后现代时代，回避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回避这些重要元素，出现发文总体数量多、平平淡淡文章多、特色鲜明文章少等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传统观点认为，学术研究者进入学术共同体的条件是：熟识重要的学术典范并在头脑中形成丰富的背景知识、进行过学术史的清理且有能力选择在国内外有发展前途的方向，具有强烈的本专业问题意识、具有就突破点进行语言组织的能力，“成一家之言”、“范式的革命”是研究者的奋斗目标［1］。然而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科研过程并非如此，缺少如上所说的熟读经典、学术清理、批判反思等过程，“演绎”可以概括其学术行为特点。
一方面，许多研究者乐于做“形式主义格调”的文章。演绎之风盛行：主题与内容“高密度重复”（比如,以“数字图书馆”为主题进行CNKI检索，2010与2011年,共有文章3899篇，“云计算”相关文章3053篇，“信息素质”相关文章1289篇），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念演绎，重复太多，实感太少，空洞太多，创新难得一见，读者难以卒读,如我部分图书馆工作人员只看看《图书与情报》的“文化沙龙”栏目文章、《图书馆论坛》中的图书馆人的人生感悟文章。一些学者只知道几个概念，成天在一些概念中做游戏，自己心里已经很空虚，居然还以为自己能够构建体系，其实都是自欺欺人。这样做的结果，从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经典著作与大师的数量、学派的数量、方法论、阐释语言等几个方面来看［2］，图书馆学并不是进步极大。新鲜的有价值的思想越来越少，杰出的有创造力的大家几乎没有。正所谓，“词语的进步而不是理论的进步”。
另一方面，走学术机会主义道路。无可否认，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是未来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但是有创新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来自不易。比如王波先生的“阅读疗法研究”、秦柯先生的“版权问题研究”等。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在不具备其它专业研究条件下仍去搅合陌生的领域，热衷于简单地跨学科研究。如此简单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或者贴上“图书馆学”标签的所谓创新实质上是“偷运来的成果”。之所以此类文章能发表，并不是因为有创新点，只是利用了编辑与审稿人对相关领域不熟识的机会去走学术机会主义之路［3］。当今图书馆学学术评价处于学术产量剧增和专家视野狭窄的巨大矛盾之中，这也给学术机会主义者留有可钻之洞。世界学术之大，“标签”取之不尽！我们应该有所警觉。
再者，盲目标新立异的冲动。比如，有的学者竟然提出“人文哲学定律”这一概念。再比如，有人提出“能用解方程的方法来解决图书馆学包括传统的图书馆学的所有问题” ，而且仅凭发了几篇文章就在正规刊物中宣称创立了一种新学［4］。都二十一世纪了，还有图书馆学研究者仍信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5］。提出如此类型观点的学者肯定对人类科技文化史知之甚少。如此演绎，瞬间即逝，不具有艰巨性、经典性，不可能产生倾其一生的心血之作，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相关问题研究者都绕不开的著作。实践证明，过去图书馆学的许多所谓的“学”都已灰飞烟灭了。近几十年，图书馆学产生的传世之作越来越少。人们一提起政治学、经济学马上就会想到“绝对的权利产生绝对的腐败”、“稀缺资源”、“资源配置”等基本语句或词语，但现在人们一提起图书馆学会想到什么经典的语句呢？这就是冲动的代价。2 固有学术阵地的丧失
图书馆专业教育不在乎图书这一学术阵地的丧失，“一言以蔽之，如今‘图书馆’、‘图书’二词在课程名称中不是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是犹如‘麻风病毒’人人避之犹不及。” ［6］这样的图书馆教育能有生命力吗？图书馆学都不研究书问题了，这样的图书馆学能有根吗？ 每个专业特别的禀赋在于“突出的问题意识与旨趣”，其它专业研究者不能越俎代庖。问题出在，图书馆学研究者特有的禀赋越来越少。与其它专业相比，重要的学术典范、研究热点、国际与国内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问题意识、阐释模型、研究对象、方法论等方面的特殊性在哪？图书馆学研究者赖以生存的特殊禀赋在哪？一般来说，没有受过本专业系统教育的人很难得到该专业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图书馆学是这样的吗？我们需要深思，从现有的图书馆专业研究者的认识来看，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索引法”、“目录法”等是图书馆学特有的方法，而有人认为图书馆工作都可以“外包”了，谈何独特的方法？［7］
从本土建设角度来看，从粗浅的认识来看，“书问题”与“读书问题”研究与看法本应是图书馆学专业“最具有话语权”，“最具有感召力”，“最有奇思妙想”的“绝技”。然而事实不是这样，或者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至少在书问题研究方面，我们失去了特殊性、前瞻性、韧性。比如，《新华文摘》专栏“读书与传媒”发表真知灼见的主流本应是图书馆学研究者，但事实不是这样。
图书馆学有关书问题的研究成果中有大量影响人们心智的成果吗？由于价值方面、视域和研究旨趣的区别，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有关当代中国读书问题的深度分析与讨论未必能进入学术界其它专业人士的“法眼”。图书馆学研究者也没有承担批评当今读书风气的责任，也未必能发挥引领当代读书风气的作用。图书馆学期刊也不是广大图书馆采编人员与导读人员炙热难得的资料。笔者切身体会的是，传统媒介《新华文摘》中“读书与传媒”栏目、《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有关读书的故事以及专家的读书感悟,CCTV的“子午书简”等栏目，以及许多门户网站如光明网与人民网中的读书问题研究专栏，在图书馆人文图书采购、导读工作中具有参考价值。笔者仍记忆犹新的是，《新华文摘》转载的有关“官员读书状况调查”、“传世之作的认识”、“影响人们心智的书”、“中国数字版权的困境破解”等相关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新华文摘》转载的许多优秀文章很值得图书馆学人学习，如《雁来燕去，二十春秋》（2011.4期）、《鲁迅的读书方法》（2011.20期）、《读书刻苦方觉甜》（2011.8期）、《毛泽东读书纵横谈》（2011.12期），等等。这样的好文不胜枚举。但这些专家队伍的主体是出版传媒等文化界，而不是图书馆学专业研究者。从《中华读书报》的“读者来信”专栏来看，改变当今社会读书风气的“呼吁”、“规劝”、“感慨”、“疾呼”多为其它专业人士发出，甚至是“市井之人”、“下里巴人”的真知灼见，而鲜见图书馆工作人员之为。比如，“应设立‘中国读书日’的呼吁”，比如“大学图书馆要不要向社会开放”，“农家书屋关键在‘实’”的问题探讨者不是图书馆人而是社会公务员。与此成果相比，图书馆学人关于CEO、信息、情报、素质、企业情报、信息公平、信息自由、政府网站等的研究文章是否被真正相关专业参考，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用大家认可的话语、规范来阐释、言说，努力找到走向世界的通衢，拥有一套本土特色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别人没有做的或做得不够的研究，取得具有自身特点的高水平的理性成果，那他人自然会愿意与你对话，与你商榷，诸多的学术交流自然会水到渠成。但现实是，其它专业研究者并不太愿意与图书馆学研究者就“读书问题”进行商榷。比如《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对图书馆学就不设专栏。在强烈拒绝思想、拒绝主体、拒绝经典、拒绝高雅、游戏人生后现代思想者看来，只管文章的篇数与职称的“条数”。在他们看来，这是杞人忧天。但从学理上来看，这无法回避。
“书”研究本应是图书馆学本土根基，以此而形成的重要的学术典范、研究热点、国际与国内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问题意识、阐释模型、研究对象、方法论本应是图书馆学的看家本领。对无看家本领，图书馆学研究者也没有危机感。许多图书馆人对有关信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少而感到恐慌，却不以不知“书”为耻。即使对中国图书馆史知道少者、对分类法并非不十分熟识者，只要是网络高手照样能评上职称与成功申报课题。这类人的成功具有示范性。笔者的又一切身体会让人深思，笔者在讲百科全书相关课时，听者中很少人知道历史上有百科全书学派之说，80后们很少知道文革时期有一种影响最大的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这回事；在讲人类阅读史时，很少人知道希特勒、拿破仑等历史人物曾经钟爱《君主论》，很少人知道犹太人热爱读书的原因。如此不胜枚举。这种情况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对人类图书史知之甚少。而笔者观察发现许多从来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图书馆学人，甚至没有进过企业的人，发表大量的“企业情报”、“商业竞争情报”文章。而发表信息类文章的确是“来得快”。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CNKI检索中，“来源”为“图书馆”且“全文”为“信息”的文章共有76697篇，而“来源”为“图书馆”且“全文”为“书”的文章共有64418篇。而以“来源”为“图书馆”且“全文”为“读书”的文章共有20642篇。具体对《中国图书馆学报》检索相应的分别为2692篇、2123篇、506篇。此种检索粗浅，但能反映一些问题。
我们还不难发现，我们这个专业很少为人类失去朗读习惯而惋惜，也很少为人类失去阅读习惯而叹息，更不想做点什么，或者说不想进行理论创新。相比有关信息问题的研究，这类学术研究成果很少。令人欣慰的是，CCTV的《子午书简》一直在为之努力。他们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3 真正透彻的批判，总难出现
批判与争鸣，常有器物之争，制度之争，文化之争。批判性思维首先倡导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严谨审慎的思考态度。没有透彻的批判，图书馆学必定缺乏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缺乏经典。笔者认为，大的文化批判如在“钱学森之问”的求解过程中难见图书馆学者的身影。笔者在2011年11月10日以“图书馆学”和“钱学森之问”为组合检索词进行CNKI全文检索，但没有发现一篇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发在图书馆学核心期刊上。笔者再以“李约瑟难题”与“图书馆学”为组合词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图书馆学报》上有１篇，《图书与情报》上有２篇，但这３篇文章也不重点论述相关的问题，对“李约瑟难题”只是一笔带过。这是非常遗憾的。在专业内部小批判中，本世纪初《图书与情报》期刊所倡导的学术批评风气不再了。在多次学术会议研讨会中，笔者很难听到批评与反批评的声音。我们的学术刊物中很难出现批评的文字，图书馆学专业书的书评更难见到学术批评的身影。在实践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没有对周围司空见惯的不读书风气说“不”。作为以“批判”为天命的基础理论研究者就不批判了，那这样的学科又有多少生命力？究其原因，图书馆研究者缺乏敏锐的批判眼光和强劲的批判能力外，重要的原因是怕惹麻烦，怕得罪人，怕冒犯权威，怕激怒强权。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思考，是怀疑，是批判精神，而不是迷信，不是跟着他人。这种缺失批判精神的学风要改改。 4 没有阅读当下中国的基本功与穿越现实的动力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知识体系，比如说，对中国学者来说，美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知识都是一门门学问，只有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还需要在学术期刊上进行交流，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只是常识。反过来，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地理知识也会有类似情况。美国科学家可能会大肆讨论上帝和进化论之间的关系，而这通常不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中国学者一直在争论孔子思想的地位，这恐怕也不会为美国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要借鉴与吸收其它学科知识与理论为我所用。我们应首先关注中国图书馆问题。中国图书馆学应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上的。我们的研究人员，一般是从小学读到硕士或博士毕业后做研究，读的书基本上是西方著作或者是缺乏创新的国内同类翻译书的改版，或者是新技术书。许多毕业后仍没有把现实社会当做一本大书来读。我们的研究人员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者没有阅读当下中国的基本功，其科研成果因为缺乏现实生命力和自我意识而流于孱弱。比如西方图书馆学研究者常从“女权运动”、“人权”、“自由”、“公平”等角度来研究图书馆问题。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者热衷于借鉴的行为本身没有错，但如此的研究并不能引起我们图书馆人的重视。这也是诸如读者隐私权问题、“读者第一，还是馆员第一”、“信息公平”等问题的研究并不能引起社会多大反响的原因。比如，笔者所在经济实力一般、靠房地产开发来发展当地经济的小城市，图书馆的建设刚起步，民工图书馆问题就不能引起市政部分的重视，人们关心的是实体图书馆的指标的完成。当今中国的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人民健康问题、教育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等，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如此相关的图书馆问题、信息问题研究成果有极大的生命力，能引起社会的关注。直面这些现实问题，挑战既有的知识，图书馆学研究者要有“穿越现实”的动力，要在中国人阅读活动中多考察、游历、体验。
总之，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学风问题有它产生与发展的土壤。改变这些学风问题任重道远。学术体质制定者要起正确导向作用。图书馆学期刊界应该为改变这种学风问题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陈业奎.图书馆学定性研究科研训练法初探［J］. 图书情报知识， 2009，（03）.
［2］陈业奎.学科研究立场与领域研究立场［J］.新世纪图书馆，2009，（04）.
［3］陈业奎.图书馆学专业学术评价的难点［J］.图书与情报，2006，（02）.
［4］陈业奎.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J］.图书与情报，2003，（02）.
［5］陈业奎.图书馆学理论范式发展的走向［J］.情报资料工作，2004，（01）.
［6］程焕文.危机种种——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札记［J］.图书馆，2000，（01）.
［7］王子舟.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J］.图书与情报，2011，（01）.
作者简介：张瑜，女，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媒体与技术教研室教师，信阳师范学院文献信息研究所教师，研究方向：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科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