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和民族化都是全球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全球化是现代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规定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跨国联姻创造了前提，使落后民族可以通过革命或改革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给民族传统以时代性提升。民族化是现代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全球性上层建筑，对世界历史发展进行政治设计和文化牵引，特别是非西方、非资本的民族国家探索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矫正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全球化良性互动。挣脱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循环怪圈，使中华文明获得时代性升华，并推动全球化向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营造有利环境。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15－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1JD710032)；广西文科中心“科学研究工程”项目(YB201103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1M500356)。
作者简介：靳书君(1972－)，男，山东曲阜人，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潘沁(1974－)，女，湖北监利人，哲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全球化、民族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如果说扭转全球化无异于阻止地球自转，那么离弃民族化就如同要人停止呼吸一样不可能。二者的互动被称为“二律背反”，一个“合理的悖论”，这种合理性和真理性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才能看清楚。“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透过历史的深远眼光，人类社会发展在纵向上表现为生产方式兴替，透过世界的全局眼光，人类社会发展在横向上表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全球化和民族化同是社会历史发展合纵连横的产物，世界舞台上的纵横捭阖就是通过民族化的历史能动性影响和推动全球化的自然历史进程。
一、全球化和民族化都是全球性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产物
1913年，列宁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的觉醒，反抗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布哈林在1915年把这两种趋向归结为“民族化”和“国际化”。在这里，列宁和布哈林指明全球化和民族化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产物。揭示了两种趋向的必然性和共生性。资本主义在全球规模上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纵连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越出国界。形成了全球性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式的重大转变把人类带进了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内部矛盾和全球性矛盾，以及深刻影响全球性矛盾的他国内部矛盾、国家间矛盾，相因相生，相通相融，相反相成，人类历史总体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不再是过去那种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变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率先启动的全球化，并非径情直遂通向大同世界的浪漫之旅，而是以“分”的形式走向“合”的人间离合剧。全球性矛盾不仅不排斥，反而需要以各民族国家内部矛盾作为其运动的前提和形式，两种趋向是全球社会基本矛盾同一母体的双生子，是一对孪生兄弟。
(一)从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是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
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大机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国际分工，进而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使得各个国家、民族都卷入普遍竞争和普遍交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每个人正在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机会和能力，封闭性、地域性、狭隘性日益被开放性、世界性、一体性所代替。于是，“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现在，全球化的穿透力已经通过诸如世界市场、世界工厂、世界金融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互联网等主要方面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展示。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化、好莱坞化、可口可乐化和麦当劳化)，以及以自由化、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理想的汇合，大有“普天下皆一式”的表征。现代大生产力的跨国运动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展开的，是资本为了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而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不能不使资本主义本身无法消除的社会弊病也全球化了，出现了诸如全球环境污染、国际金融投机、跨国犯罪等许多全球性问题。
(二)从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看，民族国家和民族化是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
资本为了主导和推动全球化，需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支持和配合，按照资本的逻辑形成的不平等国际分工是全球经济的核心，构成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的经济基础。为维护这个经济基础，作为全球上层建筑的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以之为单位参加全球政治，根据各国综合实力进行全球性的权力分级，维护全球不平等分工体系。同时，本来无所谓优劣高下的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现代与传统、主流与支流的文化分野，世界各地的文化依照资本的旋律汇流成一种全球文化。可以说。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无论如何定义，核心要素都离不开全球范围的生产分工、权力分级和文化分野，承载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民族国家正是适应和参与“分”的基本单位。前现代国家在邦国林立的西方是上帝的国家，在东方封贡体系下的是皇帝的国家，不是民族的国家。个体农民是一袋马铃薯，领主、地主是另一袋马铃薯，前现代国家内部剥削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是超经济的外边安排，剥削阶级和生产阶级的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之间并无共同利害关系。无法形成民族的阶级，被斯大林称为“内部缺少联系的混合物”。“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自然经济条件下民族结构关系的外部联系让位于民族统一市场的经济纽带结成的内部联系，支离松散的部族过渡到具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地域、文化、语言和国家的现代民族，民族利益越来越敏感，民族特性越来越鲜明。马克思指出：“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民族国家使国家的政治性和民族的文化性高度一致，在全球生产力没有达到能够解决全人类的共同富裕问题之前，民族国家始终是全球上层建筑最稳固的形式，世界历史的发展就始终以民族国家为支点。不仅各种非国家实体、超国家实体都不可能离开民族国家作为其发挥作用的基础，今天的跨国公司也仍然是一国资本越出国界驾驭他国资本、利用他国资源的组织形式，核心力量是母国资本。跨国公司与母国的联系，与东道国的联系相比，更为紧密、更为本质，使得跨国公司在法律上、政策上、文化上都深深地打上了本国、本民族的烙印，只有一国的、民族的跨国公司，没有多国的、多民族的跨国公司，更不存在是全球的、全人类的跨国公司。即使在全球化程度特别高的金融领域。大部分存款和股票仍然具有国家性，并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利率标准。考虑到民族国家是全球上层建筑的稳固形式，马克思、列宁都曾明确指出，不仅存在资产阶级化的民族，无产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 在全球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民族国家总是不断通过改革或革命来相互效仿或相互鉴戒，使其发展适合本国国情，以求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生存，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很多特色。全球经济基础所能实现的共同富裕的世界中心区域范围，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扩张方式，决定着民族化过程中效仿和鉴戒的结构和多少。一句话，一切民族都将走上现代化道路，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实现现代化的方式。18世纪的商业革命使动产也能被征税，英国因此增强了国家能力，这促使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寻求法国适应英国成为世界领导力量这一现实的途径，拿破仑的征战又触醒了欧洲其他国家民族化的思潮，而美国本身就是为反抗英国收税建立的。即使进入后冷战时代这一趋向仍势头不减，如在前南斯拉夫，富裕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蒂亚甩掉昔日的穷伙伴去寻求自己更快更好的发展道路。除了形成各种模式的本国特色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同样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探索和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也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绝对规律，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有其不同的具体特点。每一个民族本身都有其不同的生活条件，“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全球化无远弗及，民族化就无所不在。奈斯比特准确地看到了这个大趋势：“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
二、世界历史发展物质性和能动性的相反相成表现为全球化和民族化
马克思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由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推动的世界历史发展是一个必然产生全球化趋向的客观物质性进程，在全球化形成的广泛的国际交往之中，民族国家获得了一种可能，即利用全球性矛盾的历史合力来解决本国内部矛盾，又通过解决国内矛盾对全球化进行政治理念的设计和文化理想的牵引，这种民族化的探索和努力体现出世界历史的自觉能动性。世界历史既是一种全球经济现象，具有经济的、技术的基础，又表现为一种全球政治、文化过程，受到政治设计和文化牵引。世界历史的客观物质性和自觉能动性表现为全球化和民族化的相反相成。
(一)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客观物质性进程，制约和提升民族化
全球化是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客观物质性的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其寻求本国本民族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都不能离开全球化潮流，全球化激发、制约和提升民族化。全球化使过去互相隔绝的民族互相接触、交流和碰撞，从中认识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族意识。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化促进了民族化的兴起，提供了民族自觉的中介。全球化规定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任何国家的具体国情、任何民族的文化生长点，都是在一定的时代特征之下存在和变化的，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受到时代特征的深刻塑造，全球化制约着民族化的理论和实践。更为重要的是。融入全球化进程为后发展国家跨越生产力个别发展阶段提供了历史机遇。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大工业生产力造成世界的普遍交往而使自己成为全球生产力，如前所述，不一定非要等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某一国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可以进行跨国联姻，落后国家能够根据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原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革命或改革，同时发掘和弘扬民族传统中适合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精华，通过全球要素转换机制追赶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使民族传统得到时代性升华。如全球生产力和东方原始公有制因素的跨国结合，产生了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提升了东方世界民族化的层次和水平。全球化冲击和打破了民族传统的狭隘性，使民族化摆脱固有的历史循环，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赋予民族传统时代性和进步性。
(二)民族化是世界历史的自觉能动性进程，参与和矫正全球化
在全球性矛盾层面上，民族国家构成现代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全球性上层建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自觉能动性的体现者；在一国内部矛盾层面上，民族国家承载着本民族经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一定的国家利益，组成民族命运共同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首先是在民族国家内使政治、文化、经济结合为无间的整体，然后以各民族国家为支点和枢纽延展、交叉、渗透并网络化为立体面。民族命运共同体根据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努力，在全球层面上表现为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政治设计和文化牵引，民族化通过全球上层建筑的作用机制发挥世界历史的自觉能动性，激发各民族创造世界历史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马丁和舒曼在其名著《全球化陷阱》中清楚看到，全球化是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治设计所造成的结果，如果再加上文化引领，那就更全面了。
参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消极适应周围的世界，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积极寻找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化主导国家的最佳关系模式，以期对全球化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影响。越是民族化，越有生命力，才越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全球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世界各个民族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有它的长处，如果没有长处，它就要消灭了。”各国各民族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全球化往来中扬长避短，既能有效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的利益，又能有效地促进民族的个性化和世界经济的多样化，从而在全球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当推英国和美国起的作用最大。前者挟工业革命的威力，为本民族的利益四处扩张，把世界带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人类进入了工业经济的时代，形成了英国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后者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谋求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在美国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世界经济的升级，人类由此敲开了知识经济的大门。可见，追求民族利益。弘扬民族文化，是全球化的一个巨大驱动力。由于全球化是资本主导的，早期的全球化完全可以说是资本扩张的同义词，在全球化拓展的同时，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不对称也随之产生，落后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压抑，民族文化也受到极大冲击，面临许多依附性难题。必须看到，全球化并不能到处撒播西方资本主义的福音，马克思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因此，如果对某一民族国家的内在结构没有进行细致而具体的研究。我们就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该国旧生产方式合力作用下产生的新生产方式，不能理解这种生产方式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是资本的还是非资本的。非西方、非资本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捍卫和激发各民族的文明传统汇入全球化潮流。使全球化进程富有生机并异彩纷呈，努力解决本民族面临的边缘性难题，逐步矫正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随着多种力量、多数国家、多个民族参与全球化，多方面因素对全球化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非资本、非西方的因素和力量不断发展，全球化开始和纯粹的资本扩张拉开了距离。并推动着资本扩张方式的改变。特别是有的国家成为全球各种矛盾的交汇点，获得举世界历史之合力突破资本的全球性统治的机遇，其一国社会矛盾性质的改变，作为全球性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有机成分，转而影响和改变整个全球化进程。推动全球化向更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向前进。使本民族能够更多更好更快地利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这种影响和改变的力度、广度和时间跨度。决定于该民族在全球中心一边缘体系中的国家方位。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的成熟程度，从而决定了首先完成这个突破的民族国家方位，是中心突破还是边缘突破。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华民族融入全球化主流的理论建设工程
从睁眼看世界开始，中国人尝试通过改良、变法、革命和改革来效仿或鉴戒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以求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生存和发展。近代中国无法从内部生长出一种堪与西方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化进程的思想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则为分析全球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在结构提供了一把钥匙。为中华民族指出了非西方、非资本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曾先后三次探讨过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冲击下旧中国的反应和命运。1850年，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文明化作用会促生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1853年，马克思又预言在全球化“两极相联”规律下，太平天国革命会反过来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引爆欧洲的普遍危机和革命；十年后，马克思又说由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对大工业的顽强抵抗，中国社会可能走一种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践表明，马克思的三次预言都没有应验，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了把全球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在结构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的科学方法论，不仅仅通过这种分析研究解释过去，而且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采取实际行动实现未来，指出了中华民族建立和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化的理论和实践对全球化的参与和影响，以及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超越，一句话，马克思提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民族化的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和全球化良性互动，使中华民族能够利用全球的全面的生产，既利用物质的生产也利用精神的生产，并参与和推动全球化向更符合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方向前进，使中华民族永远作为优秀的一员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民族融入全球化主流确立了思想原则，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的“二十四字方针”上面，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就是把立脚点放在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上，通过民族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埋头苦干，做好自己的事；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有所作为，就是要观察、应付全球范围内各种可以为我所用的矛盾。切实、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引导全球化进程。
“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曾因闭关锁国痛失历史性发展机遇，照搬西方的主义和学说则从来不能成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敏锐把握全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全面分析全球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充分利用全球各种矛盾在中国交汇的历史契机，中华民族突破了资本的全球性统治链条，实现了现代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跨国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挣脱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循环怪圈，使中华文明获得时代性升华。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探索和成功，使中国作为非资本、非西方的重要力量积极寻找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主导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大国的最佳关系模式，通过全球上层建筑作用机制对全球化进程进行政治设计和文化牵引，扬弃新老殖民主义、新老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和全球设计，推动全球化向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让世界人民分享中华文明的时代结晶，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内部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E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奈斯比特：大趋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6]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刘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