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源于欧洲富人阶层的“舶来品”，会所除了提供较为昂贵的餐饮、娱乐、健身、美容等服务外，还具有在隐蔽的空间里提供私密性服务的特征。而赖昌星的“红楼”，又使得会所这一商业形态逐渐走进了中国官员的生活，成为某种暧昧不清的桥梁——让权钱擦身而过，为不可告人的交际提供着不可告人的隐秘。“会所”这一词汇在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后，不时牵动着国人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
会所的“前世今生”
“会所”英文为“Club”，也即俱乐部。世界上第一家会员制俱乐部诞生在17世纪英国的一个咖啡馆里，由于参与者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于是决定组成一个联盟。随着时代的变迁，由于这种俱乐部为相同社会阶层的人士提供了一种私密性的社交环境，逐步成为中产阶级和相同社会阶层人士聚会、休闲的场所，而会所的会员身份，也演变成财富的象征与标签。
“红楼”建于1996年，可谓是中国早期私人会所的雏形。当时的“红楼”已经具备了现代会所私密性的宴请、娱乐等高档接待功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很多高官都去过。赖昌星将“红楼”打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当时并不被外界知晓，直到案发后才臭名昭著。
上世纪90年代，京城“四大会所”之一的长安俱乐部，曾把拥有5000万元公司资产作为进入俱乐部最基本的参考标准。一位温州企业家道出了商人们青睐会所的重要原因，“在顶级会所里所接触到的人物，不是领袖级的企业家，就是高官要员，这对商人来说，无疑对企业的发展和开拓都有极大的帮助”。上海某会所的服务宗旨是满足会员的一切需求，无论是你想在下飞机后与纽约市长会谈，还是希望碧昂斯在你的发布会上高歌一曲，无需亲力亲为，这一切会所都会帮你搞定。
私密性也是商人对会所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在顶级会所里谈生意或做任何事，都不会被外界知道。有的会所还规定不同时接待两拨客人，即使在会所里只有两个客人，也不会再接待其他客人。
会所奢华之风袭击官场
所谓会所，简单地说，就是以会员制消费形式进行交际娱乐的特定场所。在我国，各类会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其中以北京尤为突出，仅北京市的会所就超过一万家。
2010年8月9日、10日，温州一媒体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连续刊登了某东方高尔夫协会的成立广告。在广告中，有20多名温州地方在职高官，以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名列高尔夫协会会员名单之中，其中包括温州市人大、政协、纪委等部门的要职官员。这份名单经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热议。2010年8月11日，温州市委连夜作出决定，严令20多名官员无条件退出高尔夫协会。
2011年4月15日，一张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某私人会所消费的近万元餐饮发票被网友在微博上贴出，引发众多网民的围观和质疑。
2011年5月14日，央视著名主持人芮成钢在微博上透露，故宫博物院建福宫会所的入会费高达100万元人民币。此言论一出，故宫深陷“会所门”事件，饱受舆论指责。
位于杭州北山路上的抱青别墅，由一家交通企业租下做了餐厅，千余平方米的面积仅装修就花了千万元，小牛皮包裹的椅子，纯铜的踢脚线，意大利的水晶灯。记者通过电话询问订餐价格，被告知即使是在大厅就餐，一桌也要几千元。服务员直言：“不过坐大厅那边感觉不好的，一般都是领导进包厢，司机才在大厅吃。”
据不完全统计，杭州西湖的核心景区，至少有近50家企业或私人投资的各类会所。这些公共资源被占用，引起了杭州市民和游客的不满、质疑，公众认为其后至少暗藏着三大诟病：侵占公共资源、宣扬奢靡消费、助长腐败行为。
在这些乱象纷呈的背后，折射出会所的奢华之风正在侵袭着中国官场。
“‘会所腐败’正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一个新型变种。”有业内人士指出，在我国，一方面由于各类会所在发展会员时门槛高，会所逐渐成为会员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由于会所具有私密性、商务性和缺乏监管等特点，对于一些原本不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可以在会所里消费的一些非公开化服务项目，无法被外界察觉。因此，各类会所正逐渐演绎成滋生腐败的新温床。
以消费之名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会所腐败主要表现为通过收受会员卡或直接记名挂账的方式，以会所消费之名行贿赂之实。
一些顶级的会所对入会设置了较高的经济门槛，限额发展会员的会籍，这类会所的入会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部的某著名高尔夫球俱乐部，海淀区检察院曾经查办中国某矿业公司经理收受一张该俱乐部标价45万元的高尔夫球会员卡受贿案。据了解，要成为该俱乐部的会员，首先要交60万元办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俱乐部工作人员还宣称：“俱乐部每年发展会员的条件都会有所提高，名额有限，这张高尔夫球会员卡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不想用时还可以转让，俱乐部不限制会员卡的转让。”
对于高尔夫球这项“贵族运动”，许多落马官员曾对它很痴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便是其中的代表。郝和平在狱中悔过时曾表示，自己走上犯罪道路和高尔夫球会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了解，郝和平在任时对高尔夫球的爱好超乎寻常，“一到星期天，不打球就浑身难受”，他经常乘飞机到全国各地找最高档的球场打高尔夫球。只要发现一家满意的球场，郝和平就会向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
也有一些行贿人投官员所好，不直接向官员赠送会所会员卡，而是将自己办理的会员卡借给官员使用，或者共同享用，或者利用会员的身份在会所宴请官员，甚至进行赌博、嫖娼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违法活动。
变相的贪污
会所腐败另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则是在公款办理会所会员卡的过程中变相贪污。
一些会所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为一些单位办理会员卡的过程中，会返回一定比例的现金折扣，而这些现金折扣往往会落入单位领导或者关键岗位人员的腰包。
2010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曾接到北京市某会所向在该处开会、度假的单位返还费用的线索。据调查发现，从2003年至2010年，该会所先后向上百家单位返还现金折扣，有的单位虽未在该会所返现，但却以会议费的名义在该宾馆存入高额款项，并开设消费账户，供领导或单位招待客人时使用，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就会所返现行为的危害性而言，其已经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重要方式。从发案单位看，他们所支出的是公款，从中返还的也是公款，一旦返现行为脱离监管，则这些单位所掌握的国有资产就失去了控制，容易成为职务犯罪的温床。” 西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京文分析说。
规范会所管理是预防之重
“在一些欧洲国家，会所腐败早已是众矢之的，许多国家都严禁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商人出钱组织的娱乐休闲活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比举例说，在国内，各类会所是在一些国人盲目追求奢华、显示身份、畸形消费的不良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并由此对一些官员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使一些官员出于虚荣、攀比的“权贵心态”，对高档会所里的“神秘”特色服务趋之若鹜。
“相比于传统的腐败方式，会所腐败对官员的蚕食是悄无声息的。”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分析说，会所腐败是在相对比较隐蔽的空间里发生的，而官员的丑恶行径一旦被暴露或被揭发，民众对官员将产生很大的鄙夷或仇恨心理，必将加剧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等问题的恶化，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整体形象。
结合国内会所运行实际，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思瑶认为，目前各类会所存在多种乱象，是由于中国尚无规范会员制企业设立以及会员卡发行与交易行为的专门法律法规，出现监管不严导致的。为此，李思瑶建议，工商、税务、公安等执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各类会所的监管，对会所在经营中出现的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要加大打击查处的力度。
“官员在会所的高额消费以及非法套现等行为，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渠道。”李思瑶认为，规范会所的经营行为，特别是加强对会员卡的发行和购买环节的规范，是防范利用会员卡套现、行贿、受贿的有效途径。
“治理‘会所腐败’的关键，在于要管住官员八小时之外的生活。” 胡星斗建议，国家应适时出台《反腐败法》，将类似于“会所腐败”的隐蔽行为纳入反腐败的视野，确保官员和公权力在阳光下接受监督。
（摘编自《方圆》、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