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是近代中国人民对抗外来入侵的一件大事，后来因为人们夸大事实，以及清政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它被放大为“爱国主义”的体现。但是，当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尚未觉醒，而作为中国人民一部分的三元里民众亦是如此。另外，当时广东还具有排外思想，这就使得三元里的人民反抗外来入侵，因此其体现的精神是“保卫家园”。
关键词：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精神实质 保卫家园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鸦片战争中群众性反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保卫家园的一次战斗。但是，现今许多著作的观点是它的精神是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展现，这无疑是不恰当的。茅海建先生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提出三元里民众抗英的真正意义在于“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１］但是，此后并没有相关的著作或者学术论文对这个观点做系统探讨。笔者从以下方面来探讨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精神实质。
一、保卫家园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判定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精神实质应该从该事件的主观原因出发。因此，它的精神实质是保卫家园，而不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展现。笔者之所以如此认为，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一）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持有“天朝上国”的观念，“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从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关于外国事务的文件记录来看，“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很少有名字，通常都只称为‘夷首’”。［2］这些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经常出现的英国著名人物，居然在当时只是被记录为“夷首”，这就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英国的。“道光帝将林则徐筹计‘船炮’二事的奏折批为‘一片胡言’”，［3］这无疑是“天朝上国”和“夷夏”的观念在作祟。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当时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自然尚未觉醒，还是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没有具体“国”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意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民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和英国同属“国家”，而不是传统朝贡的关系。因此，当时的传统民族观念是“夷夏”观念，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从而就不能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上升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体现。
（二）广东人民的排外心理引起三元里人民反抗外来者。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广东人民对于外国人的认识不全面，认为蛮夷是图利和淫荡的，因此产生排外心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广东人普遍讲的是广东话，“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方言”，［4］因此，广东人觉得自己是十分“纯洁”的，没有遭到其他少数民族的践踏，继而认为他们是和其他地区有所差别的，从而产生排外心理。广东人对待同族的中国人都排外，更何况是他们不熟悉的所谓的“蛮夷”。此外，十六世纪以来，广东人口暴涨，当时的广东人口超过了2千万。这样就产生了人口压力，耕地跟着紧张起来，原有的封建经济剥削就更为严重。“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原有的封建经济剥削不断加重，加上清政府庞大的战争费用和对侵华列强的巨额战败赔款等，使税收日益加重”。［5］农民本身耕地就少，收入自然少，而外来入侵更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这时人口又急剧增加，每家所要支出就更多了，但是支出多与收入少产生了矛盾。因此这势必会造成当地民众的抵触心理，从而引起抗击的行为。
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精神被放大的原因
由前述可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为了保卫家园，但是传统观念却一直认为是“保卫国家”，这就放大了该斗争的精神实质。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精神之所以会被放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由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情报的误导，清政府看到了希望，并将这一“战果”逐渐夸大。在三元里人民抗英之前，清政府节节败退，这简直是丢尽了大清国的脸，让道光皇帝颜面无光。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则沉重地打击了英军的嚣张气焰，打乱了英军的阵形。其实，后来广州官员镇压了三元里人民抗英行为后，三元里抗英民众就解散了，没有乘胜追击，因而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差，再加上较为封闭，而当地人民则夸大地宣扬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事实，从而造成上报到北京的情报言过其实，“广西巡抚梁章钜更奏称三元里之役已令‘英夷胆落魂飞’，宜趁势‘认真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6］笔者认为，三元里人民抗英能够取得一定成效，有很大的侥幸成分。若不是抗争过程中忽降暴雨，淋湿了英军的洋枪，使其不能使用，三元里民众仅凭锄头、刀矛和鸟枪是不可能战胜英军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英军撤走之后，当地人民就编造出各种乡村自保和民间英雄人物的故事，让人们相信：三元里人民确实打退了英军，但是由于广州官员的镇压，最后没来得及消灭他们罢了。这样的说法逐渐流传开来，代代相传，就演变成现在的说法：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爱国主义的展现。
（二）广州官员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掩饰赎城的事实，从而夸大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事实。广州内河之战失败后，城内人民十分惊慌，要求官员出面谋求和平，于是他们想出用赎城的方式来让英军退兵。他们还试图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引向官方抗英的轨道。奕山在奏折称：“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8］他们企图把三元里抗英能够取得成效归结为官方帮助的结果，从而获得皇帝的赞扬。但是，两广总督祁贡向卧乌古乞怜表白时，则说：“群众的敌对行动，中国当局是完全不知而且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旨的。”［9］这明显与奕山奏折所说产生了矛盾。到底是奕山骗了皇帝，还是祁贡骗了英国，孰对孰错？1841年5月28日，奕山曾发出安民告示：“现在兵息民安，恐尔官兵、乡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１0］从这个告示可以看出，奕山是反对民众私自对抗英军的，三元里人民不可能获得清军资助的火药，因此祁贡的说法明显较正确。这也反映出，广州官员为了掩饰赎城的事实，把三元里抗英的功劳归功于自己，夸大事实，以图获得皇帝赞赏。
三、结语
三元里人民在装备简陋的情况下，依然勇于抗争侵略者，保卫家园，这份勇气是可敬的。虽说三元里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暴雨才暂时击退英军，但是他们在仅有锄头、刀矛和鸟枪的情况下，勇于抗争，从而使清政府有喘气的机会，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11.
［2］［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6.
［3］《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3：885.郑剑顺.晚清史研究.岳麓书社，2004：387.
［4］［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0.
［5］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一卷：大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3.
［6］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71.
［7］FO682/912，奕山等札广州府授权赎城中文本.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41.5.27.）.转引自［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4.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505.
［9］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中华书局，1978：344.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445.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39.端木赐香.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