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以十年之力著成《红楼梦》，周汝昌先生研红则用了近70年，有两句诗为证：“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本文标题以梁归智先生为周汝昌所做的传记《红楼风雨梦中人》为题。
周汝昌是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周汝昌于2012年5月31日凌晨于北京家中去世，终年95岁。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周汝昌女儿周伦玲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少年才俊 满腹经纶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早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他在红学、诗词、文字学、书画、戏曲、音乐等诸多领域均有很高的学术成就。父亲周景颐，为光绪年的末科秀才，可谓书香门第。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如他所言,“从9岁(虚岁)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经历了记不清的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我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足够上3次大学毕业了……”学生时期的周汝昌生于乱世又为一介家无藏书的村童,周汝昌竟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聪慧。他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如获至宝绝不放过。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读后感、找错字……蝇头小字将书眉空白处填个严严实实。就连坊间妇女们的缝、连、缲、挑、纳这些针线活儿,也让少年周汝昌感觉美轮美奂。另如弹弦唱戏,初染就能令那些个“角儿们”瞠目结舌。1941年4月4日,燕京大学礼堂盛况空前,京剧《春秋配》倾倒观众,剧中小生李春发的饰演者正是学生周汝昌。周氏小生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为梨园票友推崇。
进入小学后,他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在他眼里毫无障碍,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他的英文水平可与老师论伯仲。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1939年,周汝昌得知尚未被日本兵侵占的燕京大学招生,遂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该校的王牌西语系。但好景不长,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又举兵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行把教授们从北京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学生被遣散。
宁愿停止学业也不屈从敌伪势力安排的周汝昌回到家里,继续以书为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而此时的燕大教授阵容已远非昔日可比,曾给他讲过两次课却让他一生敬重的顾随教授也已流亡他校。于是,周汝昌开始了与顾随先生长达20年的笔墨问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告知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这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投身红学著《红楼梦新证》
1953年9月,已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周汝昌一路研红至今已经六十余载,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六、七十部。
《红楼梦新证》是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的，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印三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毛主席也读过这部著作，并在考证“胭脂米”出处的一节文字旁加了密圈。
本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怎么又步入了“研红”道路?原来,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从西郊学校进城,首次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在1954年掀起的那场红学界批胡批俞(指俞平伯)大潮中,刚刚受冯雪峰力邀进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迫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研红的不同观点,但旋即自己也遭猛烈批判。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对这点儿,是明白的,他很理解”,还向人推荐起《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研红”路上与另一位大学者俞平伯的交往同样让周汝昌感慨良多。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他为查找旧稿遍翻书堆如山的陋室,竟意外发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初俞平伯给他的3封信札。其中,俞平伯1963年的一封回信,答复了他提出的4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竟出谁手；第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第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第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
睹物思人,周汝昌感叹：如今能写这种书信的人已十分难遇了。他曾有诗曰：“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这首诗是当年周汝昌在北海公园出席招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宴会上与俞平伯最后一次晤面后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