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林童话在我国有近百年的汉译史。魏以新译本与杨武能译本是《格林童话全集》汉译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杰出译本。本文先以译林版的杨译为例，首先阐述译者的译学思想同格林童话人类价值与意义的相得益彰；再从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切入，说明日耳曼语学者及翻译家魏以新与杨武能最原初的身份就是一名格林童话的“读者”，进而得出重译格林童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最后通过魏译本与杨译本的比照来演绎两名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再次阐明接受美学中的“水平接受”、“垂直接受”等因素对译者的制约，从而让我们面对不同的译本能进行正确的赏析。
关键词：格林童话全集；汉译；接受美学；翻译策略
一《格林童话全集》杨译本中的译学思想
囿于资料的匮乏，要谈魏以新的格林童话译介思想，不如谈杨武能与格林童话译介来得容易。“在中国封建社会，小说历来受封建文人的轻视，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更谈不上翻译小说了。”①这句话搁到格林童话汉译上可改为：儿童文学以及翻译在中国的地位历来是受人轻视，要谈儿童文学翻译更是可想而知的了。囿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儿童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儿童文学现实状况，杨武能为什么还要去译介格林童话呢？
1805年2月13日，歌德在为《阿雷曼诗歌》的书评中写道：“……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把其他民族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乃是迈向文明的主要的一步……”杨武能评价说：“歌德对于翻译的作用和意义的这个评价，可谓再崇高不过，然而却完全符合实际。”②杨武能面对的是格林童话，是“孩子们的圣经”，是“创造一个奇迹”、“令人惊叹，令人深思”的德国民间文化的璀璨明珠！把这样一部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儿童，起着让中国儿童向着文明迈开主要一步的作用。
杨武能在与许均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有一条偷懒的经验，即只译自己喜欢的或正在研究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与自己的气质和文风相近的作品。格林兄弟说不上是他一直在研究的作家，格林童话也谈不上是与其气质和文风相近的作品，但格林兄弟的学术气质、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谨、执著的态度，以及取得的卓越成就让杨武能钦佩不已。而格林童话本身所体现并证明的“精神的不朽，心智劳动的巨大价值”让杨武能在从事完翻译工作过后，跟“郭沫若前辈当年译完《浮士德》时一样，也自认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翻译家应该是学者的翻译原则，是杨武能的另外一个译学思想。译者要对文本做到全面把握和充分接受，这不仅指要理解原著的“表层意义”，还指应研究作者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作品产生的时代，研究其民族文化传统等等，这样译者翻译出来的作品才能为更多读者所接受。因此，“翻译家又同时必须是研究者。不预先进行研究就从事翻译，特别是翻译杰作名著，多半是不可能成功的。”③这不仅是杨武能本人在翻译实践当中的心得与技巧，也是对后来者难得的忠告与建议。
在杨武能看来，做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光是研究者、学者还不够，还必须同时是作家。文学翻译家不只需要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笔力，还必须有作家一样对人生的体验、对艺术的敏感，必须具备较高的审美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翻译家与作家不分离，这条原则在《格林童话全集》杨译本中也有透彻的体现，在完成格林童话200多个故事的译作工作后，翻译家心中的作家意识顿时苏醒，“心中的激动、兴奋难以抑制，竟至吟成了一首代替译序的诗。”④
杨武能为自己的译著写过无数的引言和译序，唯独给格林童话写下了这首名为《永远的温馨》的诗作为译序，足见杨武能对格林童话心存的感动与挚爱、对格林童话的人类价值与意义的深切感悟，以及对自己译介格林童话这份“工作”的欣喜与肯定。他说：“作为一个前半生以文学翻译为自己主要志趣和事业的人，作为一个在当今中国并不真正受人尊重的运送精神文化产品的‘苦力’，面对这部凝聚着自己心血的《格林童话全集》，也可以感到满足了，因为我通过它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发生了联系，给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带去了温馨，带去了欢乐，带去了美好奇丽的童梦……”⑤
1993年，杨武能的这套充满“诗意”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部全新版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
二重译格林童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格林童话早期汉译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其代表有周桂笙译本、《时谐》译本、孙毓修《童话》丛书中的格林童话故事译文、王少明译本、赵景深译本等。它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反映着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人文背景，透露出译者的自身文化素养、不同的译学思想等。比如，孙毓修和茅盾都有在所编译的童话故事结尾赘上教训的尾巴的习惯，在表现意译、译述、误译、漏译、删节、增节、改译等方面，要算《时谐》译本是最好的例子，而且通篇采用文言文，又再让它成为一个不顾阅读对象，聱牙诘屈的反面例子。
再说翻译中的“信、达、雅”，首当其冲的是要求译文的“信”。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著。但根据史料推测，撇开王少明译本，早期中译本应该基本是依据英文版本来进行编译的，甚而某些译本的版本来源语焉不详。很多有名的文人及翻译家对这个转译现象是极力不赞同的，毕竟“任何转译，无论是从日文、英文、法文、德文，还是俄文的转译，都有一种先天性的致命弱点：‘重译隔了一重手，在概念上和文章风格上自难与原作百分之百的吻合。’（许广平：《鲁迅与翻译》）翻译本身已经无法避免地使读者与原作隔了一层，而从他国文字译本转译，则又隔了一层，这就等于给读者设置起两重难以逾越的壁障”⑥。
1934年，是格林童话汉译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因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魏以新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这不仅是格林童话汉译史上第一次由日耳曼语言学者翻译的格林童话，也是第一次依托德文全集版本翻译出的格林童话中译故事。
从周桂笙翻译的第一个格林童话故事到魏以新里程碑式的中译本，短短30年间，勤勉的中国翻译家们让格林童话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一个顶峰，格林童话的译介活动似乎就该尘埃落定了。这实际牵涉到译坛中的“重译”问题。对这个问题，学者专家们各抒己见，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笔者在这里则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简明扼要说明格林童话重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