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隐退了，隐逸江湖20年；有人说他失踪了，销声匿迹20年。这种种说法，并不准确。他，武侠小说大家温瑞安。什么是大腕？大腕就是他不在江湖，江湖仍有他的传说。其实，他依然在写作、出书；百度“温瑞安吧”，网民跟帖就有53万多，仅“侠少会员”就达3600；网络上他的“微武侠”拥有700万粉丝。
新派武侠小说素来有“四大名家”之说：武祖梁羽生、武圣金庸、武痴古龙，还有温瑞安。古梁已故，金庸封笔，而温瑞安，只见其作品，从未露真人。他不接电话，不用手机，不上网络，不应酬，不喝酒，2011年以前的10多年不见媒体，不在公众舞台露脸。万千读者都不知他今安在。
7月18日，他将“重出江湖”，首度登上文学性公众舞台，亮相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讲题是《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雷锋还是雷人？》。7月12日，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四大名捕》正同步在两岸三地和东南亚上映。7月7日起，温瑞安“四大名捕”系列新作《少年无情正传》，在网易云阅读上独家连载发布。温瑞安香港演讲，作品于手机屏幕和电影银幕密集爆发，为这个盛暑7月引爆“温瑞安”热潮。
我是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策划人，两年前就通过马来西亚友人，经多番曲折，在深圳联系上温瑞安助手，才知晓温常年居住京城。2011年，温瑞安不愿公开演讲，未能在香港书展亮相。2012年2月再度邀请他，他终于答应了。7月初，在深圳他的寓所见到了他，顺便一提，他仅在深圳就有4幢住房。
与我同去深圳见温瑞安的同事靖雯，见了温后这样描述他：从没看过一张这样的脸，男性颧骨上竟有一丝妩媚。他有一双女性的双眼皮，薄而红润的嘴唇，却配上关公一样粗的眉毛。幸亏这双眉毛，才能识别温大侠威武的一面。温大侠的家，别人挂画作饰，他以自己写的书墙作饰。漂亮讲不上，但非常壮观。书在人在。既然要做这书城的皇帝，一个城的宗教信仰是少不了的元素。白水晶，紫水晶比比皆是。富贵竹靠在窗边，盆面的石块间插着一支又一支铅笔圆珠笔，不知是方便写作，还是一个利于写作的风水阵。
他每天写作不少于6000字，不集中精神的话，三四小时写完；集中精力写，一个半小时完成。一小时4000字等闲事。据他助理统计，以他小说的各地版税计，相当于小说中一个字稿酬32元人民币。他讲话语速快得惊人，却妙语连珠，如枪似炮，笑声连连，讲故事忍不住辅以动作，又唱又舞，神形俱全。言谈中不像58岁的持重长者，倒像8岁天真孩童。正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与温瑞安交谈，他开篇就详细描述当年他在台湾地区被捕、出狱的遭遇，揭开当年遭迫害内情。
台湾蒙难
温瑞安第一次从马来西亚去中国台湾，是1973年，即中学毕业次年，他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读书，翌年，休学回马来西亚。休学，是他舍不得那个成立一年的“天狼星诗社”。他和社友们写诗唱歌，读书习武，纪律严明。身在台湾，他思念那些诗社一张张熟悉的脸孔，当时他离开马来西亚启程赴台，送别时很多社友哭了。1974年9月，他重返台湾大学，这一次，他带了六七位社友同行。
在台湾，他与马来西亚华人同学方娥真等志同道合的社友，创建了“神州诗社”。他说：“当年，我们誓言承担复兴中华文化的责任。那时的台湾西风时兴，年轻人手持吉他，穿牛仔裤，留着长发，唱美国流行歌曲。我想，我们的民歌在哪里呢？我们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吗？写诗、写文学的，包括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和‘龙族’、‘草根’诗刊，这些艺术工作者，善于跳出中国风和写出中国诗，或者说保持了中华民族风，为什么一般年轻人的思想却如此崇美？当年，我们这些外来学生常常听到百姓对当局执政不满的话，我们也说了一些重话。”
4年后，神州诗社成了没有任何政党背景、没有任何机构支持的最大文艺社团，有三四百社员，但只要诗社一声令下，不出一天，众社友就会纷纷响应号召，从各地聚集台北永和试剑山庄。
诗社组织力极强。温瑞安说：“当一个写作人、创作人有他个人魅力，且又肯做事、又有精力，组织力又强，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就特别引起当局关注。我们有号召力；因为有号召力，所以有影响力；因为有影响力，就容易被人一把拎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势力支持，和‘美丽岛’那些斗士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得罪当局任何一方，或者开罪当局任何个人，就容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树大招风，如果树的果子全掉了下来，树再存在也是一棵伤树了。”
神州社遭人检举，被指“为匪宣传”，温瑞安尚未从台湾大学毕业便遭台湾当局抓捕，原因是“涉嫌叛乱”。这一罪名最重可判死刑。温瑞安回忆说：“你问办案人员，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始终不告诉你，只说‘涉嫌叛乱’。问他，我涉嫌了什么‘叛乱’？他会问：‘温瑞安，你想当总统吗？不然你为什么要演讲？’我那时还是大二学生吧。我演讲，有激情，有感召力，教官也爱听，还鼓掌。但我自己觉得很清白、不涉政治。”
温瑞安接着说：“一个人以为自己非政治，其实是一件很蠢笨的事，因为人本身就活在政治里。你很难在你的讲话和评论中不涉及政治。在我们的社员里，或许有些个人摩擦，得罪了一些前辈或者谁。有人就检举我。他们不理解，这孩子为什么整天迷上诗社。我们一起看戏，去吃宵夜，很开心。没钱的不担心，有钱的会付款一起吃，都吃一样的东西，吃完去看电影，看完还讨论这部影片的创作，众人七嘴八舌。一旦看到令人不爽的事，街上有人卖黄牛票，或殴打老人，我们会挺身而出。我们觉得这蛮有侠客行的味道。那时正值青春年少，我被捕的时候，也只是25岁而已。”
他当时主编《神州诗刊》，由乡土文学大镇故乡出版社出版。那时候这一诗刊10天内卖出8000本，卖150元一本，很赚钱。这些影响力令当局紧张。温瑞安与弟兄们推广诗刊时，不是只限于推广销售，而是宣扬理念理想。他说：“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么做已参与政治了，当局不允许这么做。”
他被捕后，神州诗社旋即瓦解了。当年温瑞安主编的《青年中国》杂志，社会影响颇大，徐复观、钱穆、朱炎、金耀基、杨国枢、韦政通等，都曾为杂志写稿。温瑞安和一些社友又是侨生，更引起当局警惕，本地生容易控制，侨生的思想的背后是否有人操纵？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地区，温瑞安习惯途经香港中转，他喜好香港电影，又能说粤语，觉得香港有亲切感。但当时的台湾情报部门，对香港来的人特别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