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当时主流诗学形态的国语运动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国语运动确立了白话语体的书面语地位,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的语言变体从文言转向了白话,并采用新的节奏。国语运动确立了“音本位”的原则,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承载了诗歌音乐美的传统。
关键词: 国语运动胡适诗歌翻译诗学操控
胡适不仅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翻译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近几年来,胡适的诗歌翻译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廖七一、常华、顾小燕等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对此作过研究。在国语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胡适的诗歌翻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文言走向了白话,从旧体诗转向了自由诗。Lefevere认为诗学形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操控翻译过程的三个基本因子,并进一步指出诗学形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一张清单,包括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人物及情景;另一个是一种观念,即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扮演或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操控下,译者改写源文本,使译文符合目标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形态,让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目标语读者所接受。笔者以操控理论的诗学操控为切入点,阐释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的诗学操控。
1.国语运动概述
在《国语运动史纲》中,黎锦熙把国语运动分为四个时期:“切音运动时期(清末,1900以前)”、“简字运动时期(1900―1911)”、“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1912―1923)”和“国语罗马字与注音字母推进运动时期(1924―)”。国语运动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指用白话作为书面语,而不用古代文言。“国语统一”旨在逐步确立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全国通用的国语。1913年,读音统一会的召开标志着国语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读音统一会旨在“审定国音、核定音素和采用字母”。1916年,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为宗旨的国语研究会成立。在国语研究会的推动下,语文改革运动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语研究会修订了“注音字母”,深化了“国语”音系的研究,促成了“注音字母”的正式颁布。在国语运动的各个时期,涌现出了数十种拼音字母方案,凸显了文字的表音功能,淡化了文字的表意功能。正如吴晓峰所指出的:“国语运动文字改革的历史是推进汉字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转变的历史。”
2.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的诗学操控
2.1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语言变体的操控
R.A.赫德森认为语言变体是“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也就是说,语言变体指具备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某种语言表现形式。英语语言变体包含古英语、中古英语、早期现代英语和现代英语。汉语语言变体可以大致分为文言和白话。胡适选择的原文本的语言变体均为现代英语。针对同一种英语语言变体,胡适采用了文言和白话这两种不同的汉语语言变体进行诗歌翻译。在上海接受新教育时期(1906―1909)和在美国留学时期(1909―1917),胡适的诗歌翻译都采用文言;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用白话翻译诗歌。
国语运动操控着胡适采用白话进行诗歌翻译。国语运动确立了具有“声音”特征的白话作为书面语的地位。声音是白话区别于文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吕叔湘认为:“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须用视觉去了解的。”国语运动“音本位”的原则,推动了白话作为书面语地位的确立。吴晓峰指出:“以‘声音’为核心的国语运动,在面对‘有声’的白话和‘无声’的文言的选择时,……将白话语体推到了文学的中心。”1917年,国语研究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寄明信片申请加入国语研究会。此后,国语运动就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国语运动建立了白话书面语体的中心地位,这一主流诗学形态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的语言变体从文言走向了白话。此后,留学归国的胡适尝试用白话翻译诗歌,并于1918年发表了中国现代第一首白话译诗――《老洛伯》(译自Anne Lindsay的Auld Rabin Gray)。下例为原诗第一诗节和胡适的译文:
When the sheep are in the fauld,/And the kye at hame,/And a"the warld to rest are gane/The waes o"my heart fa"in showers/Frae my e"e,/while my gudeman lies sound by me.
羊儿在栏,牛儿在家,/静悄悄的黑夜,/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下了,/我的心头冤苦,都迸作泪如雨下。
2.2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节奏的操控
国语运动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的语言变体从文言转向了白话,继而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的节奏。五言的节奏为△△-△△△或△△-△△-△,七言的节奏为△△-△△-△△△或△△-△△-△△-△。文言中,短语主要是由单个汉字组成的。因而固定的节奏就意味着每行的字数是固定的。但是在白话中,短语是由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等汉字构成的,因此白话语体所主导的白话诗体每一行的字数也是不一样的,五言、七言的格律和对仗必须被打破。在国语运动的操控下,胡适的诗歌翻译采用了新的节奏。
下例为Anne Lindsay的Auld Rabin Gray第九诗节和胡适的译文:
I gang like a ghaist,and I carena to spin;/I daurna think on Jamie,for that wad be a sin;/But I"ll do my best a gude wife aye to be,/For auld Robin Gray he is kind unto me.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哪有心情纺纱?/又●不敢●想着他:/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他并不会●待差了我。
胡适的译文抛弃了五言和七言的束缚,采用了新的节奏。如上例中所标注,胡适的白话译文中,每行有三个自然的停顿,每顿的字数为二、三、四、五、六不等。诗行中语气自然,每句内部用字和谐。在胡适的译文中,白话的节奏代替了文言的节奏。
2.3国语运动对胡适诗歌翻译语音美的操控
国语运动的原则是“音本位”。以“有声”为重要特征的白话语体不反对古诗中“音乐美”的诗学原则,反对的是因袭僵化的音律。“音本位”的国语运动主流诗学形态操控着胡适的诗学形态。受主流诗学的操控,胡适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形态。胡适认为“音”就是诗的声调,“音”有两个要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韵要自然。胡适进一步指出,要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可以用双声叠韵等古诗词的音节方法来帮助实现音节的和谐。胡适的诗学形态受国语运动主流诗学形态操控,它也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下例为Anne Lindsay的Auld Rabin Gray第二诗节和胡适的译文:
Young Jamie lo"ed me weel,and sought me for his bride;/But saving a croun he had naething else beside;/To make the croun a pund,young Jamie gaed to sea;/And the croun and the pund were baith for me.
我的吉梅●他爱我,●要我嫁他。/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元,●别无什么;/他为了我●渡海●去做活,/要把银子●变成金,●好回来娶我。
如上例所示,原诗节的第一、第二行押韵,第三、第四行押韵。在胡适的译诗中,第二、第三和第四行的“么”、“活”、“我”押尾韵;“吉”、“家”、“金”双声,“我”、“无”、“为”双声,“要”、“有”、“一”、“银”、“元”、“要”、“银”双声;“他”、“那”、“把”叠韵,“吉”、“时”、“只”、“一”、“子”叠韵;“我”重复出现5次,“他”重复出现4次。双声、叠韵,和重复的交替运用,表明“我”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深地爱着对方。胡适译文的音节自然流畅,和谐统一,浑然一体,语音朗朗上口,充满了音乐的美感。
3.结语
国语运动确立了白话语体的统治地位,该诗学形态操控着胡适诗歌翻译的语言变体从文言转向了白话,采用新的节奏。国语运动“音本位”的原则操控着胡适在诗歌翻译中,继承了语音音乐美的传统。作为主导的诗学形态,国语运动操控胡适改写原文,以达到使译文被译入语诗学接受,被译入语文化接受,被译入语文化读者接受的目的。由此可见,主流诗学形态国语运动操控着胡适的诗歌翻译。诗学操控理论不仅为我们研究胡适的诗歌翻译构建了新的平台,而且为我们研究翻译的其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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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ttp://61.187.10.76/hyxcx/wbhd/wbhd04.htm.
[7]http://baike.省略/view/4497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