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先锋小说《奔丧》以叙事革命为轴心，彻底颠覆既有的传统文学，通过零度语言叙述，用偶然性来打断叙事结构的因果链条，向我们呈现奔丧过程中“我”错乱的、奇异的行为，这种极具艺术张力的结构上的“无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思维空间。
关键词： 先锋文学 《奔丧》 “无端” 结构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洪峰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洪峰的作品《奔丧》（1986年），有评论家认为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和开篇之作之一。与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这篇先锋小说注重小说形式上的试验，把创作的重点从“写什么”转变成“怎么写”，采用多种叙事角度和叙事空缺等形式策略，来探索小说结构上的各种创新和艺术张力。吴亮先生曾说：“《奔丧》是惊世骇俗的，它无情地裸示出一个人的内心真相――分裂，和世界脱离，又无奈地陷身在其中。”
大致来说，写小说讲求起承转合，叙述一个故事讲求前因后果。或先因后果，或先果后因；或者两条线索同时展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有时甚至三条线，多条线，有分有合，等等。它们都有各自清楚的逻辑，但是，也有所谓的“无端”的小说，它缺少这样的逻辑。
何谓“无端”？“无端”一词最早出现于《楚辞》，《辞源》上注：“没有起点，没有尽头。” 《庄子・达生》 ：“后将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于无端之纪。”《史记・八二田单传》 ：“太史公曰：‘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就是讲它是一个没有起点的，没有终点的，没有非常确定的因果关系。［１］“无端”的小说就是小说在情节的展开、结构的安排上没有因果和本质的暗示。用文本的空缺或重复，使叙事线索复杂化，造成叙事的迷宫或圈套；用戏拟抽取先前文本中的关键性因素，达到戏弄、嘲笑的目的。
在小说《奔丧》中，父亲殒没，家中儿女纷纷前来奔丧，在一向崇尚君臣父子伦理纲常的国度，父亲的死，本该是一件庄严而悲痛的事情，然而作家在叙述奔丧的过程中，从我们意想不到的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我”奔丧过程的叙述，另一方面是这奔丧过程中“我”的一系列回忆和联想。
“我”在奔丧中行为极为古怪，联想也十分奇异。“我”的古怪行为却与父亲的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整篇小说都布满了在奔丧过程中很严肃的场合上“我”的这类怪念头和怪行为。这种种迹象表明，“我”有点不正常。
洪峰正是通过《奔丧》对既往认识以及价值体系进行破坏和颠覆，传统小说中的悲剧性事件在这里被洪峰加以反讽性的运用，使得“父亲”的悲剧性意义丧失和他的权威性的力量解除。“我”在奔丧过程中，一直不以现时社会上亲属对死者及其亲属应有的礼仪习俗对待之，而是以一个局外人的态度客观对待之。这样，哥、姐、嫂、妻等对死者按习俗处理的行为态度和心理，与“我”的局外人的态度作客观审视之间显出了对立。
洪峰在讲述故事时，强制性地拆除事件、细节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使读者难以得到通常小说有关因果、本质的暗示，和有关政治社会、道德、人性之类的“意义”。小说在开头叙述当姐来“我”家报丧时，“我看见我姐的两只大乳房跟屁股一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抖着跑过来。我看清她的花衬衫湿了，两个黑褐色的乳头纽扣似地在胸脯上。我当时觉得姐应该戴上一只乳罩，这对她和她的亲人都好看”。这种结构安排，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力，强化了作家对于个性化的感觉和体验的发掘，同时，也抑制、平衡了当代小说中“自我”膨胀的倾向。
《奔丧》在结构方面追求一种自由联想式的开放叙事形式，重视“叙述”，关心的是故事的“形式”，即如何处理这一故事；把叙事本身看作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象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并把实验本身直接写进小说中，与传统小说竭力创造与现实世界对应的“真实”幻象相反。在文体风格上，运用新奇的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用想象来捕捉刹那间的感觉构成新的事实。“我”在火车上看到姐夫的睡态很生动，如一件艺术品，就想到“爹的遗体和遗容也同样会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或许胜过‘思想者’，或许胜过‘米洛的维纳斯’，这个念头使我激动不已，使我恨不得立刻抵达故乡扑到爹跟前验证一下我的推断”。作家在叙述时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而不将全力倾泻在外部事变的记述上。
这种“无端” 的结构有一种弹性，有一种活动的空间。读者与“我”在行为经验上的悖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他们之间感情上的共鸣，作家凭借艺术的手段将读者和“我”限制在一定的距离内，并不要他们完全地亲和起来，给读者留一条余地或者说阅读的审美空间。将其引进对自身所处的人性矛盾存在的思考和观察。作家的艺术手段就是将读者合乎规范合乎秩序性的世俗行为所抑制的潜在的逆反心理夸张地外化或者说自由化到某一个性形象中，并将其设置到通常的现实处境做为一种生命意志的实体显现在读者面前，提供一种眼光，一种契机，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察和感受生活的角度，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作家并不期求读者对“我”作一种伦理上的是非判断，因为作家向我们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感人至深的伦理故事。
其实这种“无端”的表现和“有端”是分不开的。“无端”并不是什么都“无”， “无”非“无”，“无”不是什么都没有，“无”里有“有”的根据，有“有”的契机，有“有”的框架，那它又与什么相联系呢？“先锋小说”在它们的“形式革命”中，总是包含着内在的“意识形态涵义”。它们对于“内容”、“意义”的解构，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题的关注，也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有关社会、人性的体验的记忆，以另外的方式向读者展开。《奔丧》中作家把自己对生命的总体构想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在“我”对生命与爱的不自欺的领悟，真切地、毫不留情地贯注到“我”所展现出的阳刚之气、野性之美上。
在“无端”和“有端”之间，洪峰总是用一双审视人生的眼睛使我们的认识更多一些弹性，更多一些精神活动的空间，更多一些感悟，同时我们的视野也更开阔一些，离鲜活的真理更近一些。在“先锋文学”出现之前，中国小说一直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写作。先锋文学突破了原有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学现状发生了改变，为后来的许多作家提供了新的写作方法与技巧。对于洪峰，史铁生最早给出了权威的评价：“洪峰主要不是想写小说，主要是在领悟死生，以便看清人的处境，以便弄清一个熟而又熟却万古不灭的问题：生之意义。”［２］
读洪峰的《奔丧》，我们仿佛离弃了日常生活的岛屿，在海上漂泊无迹，无所适从，作家用那近乎冷漠的叙事语调，以泥石流般的破坏力将我们的同情感击得粉碎，以幽默的方式表现人物“我”对自己的把玩，这样的叙事方式本身就是对读者阅读情绪和审美意向的最好调度。
参考文献：
［１］王蒙.王蒙文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3.
［２］史铁生.史铁生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