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再探析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争议也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中共领导人和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会议都有非常积极的评价。毛泽东当时也称赞“开得好”，但事后不久，他对会议就有些看法了，在“四清”运动中甚至认为大会“把一些缺点和错误讲得严重了”。[1]“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七千人大会又与“打倒刘少奇”事件联系起来了，成为刘少奇1962年搞“右倾”路线，推行“修正主义”的罪状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七千人大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才重新得到认识和肯定。
1978年，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开展的“三次路线大讨论”，在全党最早拉开了反思“文革”的序幕。最初的讨论稿仍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作为负面材料，但参加这次大会的学员马上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不同意讨论稿的看法。[2]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重新获得了正面的评价。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30年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又说：“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3]这是从官方正史的角度对大会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正面肯定。
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失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都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增强了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的信心，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得以真正地部署下去。这是会议发扬民主的结果，也因此作为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然而，大会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检讨“大跃进”失误的，这就决定了会议上的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对经验教训的反省总结实际上停留在了“出气”的层面，很多重大问题没能深究下去，各种意见正面交锋不够，致使一些矛盾积累下来。所以，尽管会议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会议在发扬民主上取得的许多积极成果并没有在会后得到巩固，反而在中央高层内部造成了最初的政治裂痕。会议在发扬民主上的不彻底性，成为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产生政见分歧的最初开端。
关于七千人大会与党内政见分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把这次会议作为毛刘分歧的肇端。但如果仔细考察起来，情况则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当事人在事后的一些文饰之词，也有一些后人的过分解读，甚至还有穿凿附会的问题，误读的情况较为严重。如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未必像后人想象得那么严重。[4]
所以，对七千人大会的认识，需要回到会议现场，从不同寻常的会议方式考察其成功之道和纠结之处。
在当时党内缺乏民主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七千人大会是作为中共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的。七千人大会原本是要开成一个反对分散主义，催要粮食的会议，但在一些随机性事情的因应下，会议脱离了原来的议程，最终开成了一个发扬党内民主，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大会。上下通了气，调整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党内紧张关系。
七千人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发扬民主的大会，与其会议方式是分不开的。周恩来曾说会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2年1月11日开始开会到29日上午，主要是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和修改；第二个高潮是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宣布开“出气会”到2月7日会议闭幕，主要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这种高潮迭起的情况，说明会议程序是弹性的，会期随着会议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大会不同于以往走程序的表态性会议，没有开幕式，没有烦文缛礼，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级干部都认认真真地讨论问题，会议气氛热烈，充满了民主气息，这正是会议的成功之道。在困局面前，七千人大会以其看似偶发的独特会议方式，打开了党内民主的制度空间，以会议形式的变化引发了会议内容的变化，使会议具有了协调的弹性和民主的张力，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关键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很相似。两个会议都是发扬了党内民主，脱离了原来的会议主题，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实际问题的会议。其不同点在于，前者体现了领袖因势利导的政治驾驭能力，后者体现了党内一批老同志趁势而为的民主要求。所以，对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的探讨，更能看到制度与人的关系。
以今天的眼光看，七千人大会的发扬民主还是比较初步的，“基本上达到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的目的”，也“留下了以后党内斗争的阴影”。[6]大会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思考的经验得失，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也可以看到民主带来的制度张力。会议围绕着调整的主题，在党内民主初步发扬的情况下，以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鼓舞了全党，开成了一个克服困难的动员大会，使一些原来十分纠结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正是民主的力量，我们看到：会议程序的弹性变化，会带来制度空间的扩张，创启民主的张力。所以，本文试图从会议方式的角度入手，对七千人大会中民主张力的发生机理及其历史局限性进行一番历史考察，进而探讨会议体制下的程序弹性与民主张力的关系，盘点党内的民主存量及其时空局限。
一、“大跃进”失败后的调整困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近年来有学者考察了大会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7]实际上，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解决调整的困境，粮食问题是其中最迫切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中共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大跃进”造成的局面是极其严重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在和平年景出现了人口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这是任何执政党都很难向人民交待的。如何走出“大跃进”造成的困境，成为中共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困难不仅在于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还因为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主义政治传统，是很难承认和接受失败的。从政治传统上看，中共历史上虽然历经挫折，但罕有言败的时候，甚至还经常把失败说成胜利，把低潮看作高潮。如1927年的国共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退潮，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却把国共分裂看作是革命高潮的到来，采取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企图为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一个赶超“样板”，其“赶英超美”的发展指标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的，要承认失败更加困难。如何从“大跃进”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对执政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