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供销合作社：从群众运动转向市场引导的理论探索
摘要：古代和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致使个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低。它与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之间、与个体农民保守落后的思想意识合简陋的生产工具之间构成矛盾的两个层次。而农民阶级又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军和生力军，从而使矛盾的解决错综复杂。革命战争年代是通过群众运动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的第一个层次的。刘少奇于1948年初写的有关合作社的系列手稿提出：必须依靠农村供销合作社以新民主主义的市场引导来解决后一个层次的矛盾，成为从群众运动转向市场引导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农业生产力；群众运动；农村供销合作社；市场引导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077-05
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使农业生产力的水平相当落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又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致使全国人口85％以上的个体农民群众无力对抗不断袭来的自然灾害的摧残。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简陋的生产工具和单薄的个体劳动之上，而且也反映在个体农民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之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两个历史矛盾：一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之间；二是与个体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简陋的生产工具之间。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与此同时，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又反映出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之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新的民主革命开始之后，近代中国的国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地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即从依靠工人运动进行城市武装暴动转向依靠农民运动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首先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理论应用于工人运动。党的“二大”宣言，则比较确切地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和各个杜会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组织决议案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为此要求“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党的“三大”提出建立国共合作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与工农联盟的问题：“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农民运动逐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焦点问题，而在党内形成不同的意见分歧。
1927年3月，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郑重地向全党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占人口绝大多数之农民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能否领导农民运动是对革命政党的根本考验：“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这个思路与其抽象地说“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不如具体地说是对当时党内轻视农民运动而放弃党对农民运动领导权的批判。这个报告是从农民运动的独特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端。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使土地革命与农民运动联系起来，但却是将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服从于“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以夺取城市的目的。“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斗争中，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并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步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四者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工农武装割据”之群众运动的内涵，进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个重要思想”。它“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开始着“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实践。
“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对于提高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具有三重相互联系的作用：其一，以军队党组织的建设完成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其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建立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几千年来为封建专制制度所束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其三，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而逐步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开始以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意识代替几千年以来的奴隶意识，“组织苏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以“运用自己的政权”来“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其四、通过组织劳动互助合作(互助组和耕田队)形式，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掀起群众性的农业生产建设高潮。
由此可知：“工农武装割据”是在建立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条件下，采取调剂互补的劳动管理方式来解放与发展落后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而且是采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种个体农民所有制条件下的调剂方式。是适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的，因而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通过土地革命而发动组织以农民群众为主的各种类型的群众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和优点之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郑重地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群众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和一系列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以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为基础的。
通过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而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无疑说明：“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