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层次与基本结构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包括三个基本的逻辑层次,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纲领,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宝贵经验。这三个逻辑层次,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又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贯通,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严整的逻辑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层次:基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042-07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其严密的逻辑结构即概念、范畴、命题、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基本依据,以科学探索和系统回答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为理论主题,通过逻辑的形式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及其固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了彼此联系紧密、逻辑层次清晰的理论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包括三个基本的逻辑层次,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纲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逻辑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这种一脉相承既是对“老祖宗”的继承和坚守,又有对时代精神的内化与吸收。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承之根基在于其共同的哲学基础、政治立场、社会理想和理论品质。具体地说,它们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实践观、真理观、群众观,以及理论联系实际、联系与发展地看问题、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践检验真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等方法。它们具有一致的政治立场,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明确表达:“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是对这一政治立场的共同坚守。它们具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证,到中国共产党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指引下领导人民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均是对这一社会理想的有力诠释。它们具有共同的理论品质,即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从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到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的提出,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不断拓展,都是对这一优秀品质的高度体现。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脉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承之方法不是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当时具体情况形成的具体观点、具体结论和行动纲领,而在将其基本原理、内在精神和科学方法融入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并进行创新与发展。就实际成果而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且结合中国国情与实际,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结合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际,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改革的思想,结合世情和国情的实际,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出现种种弊端的实际,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结合中国“一大二公”体制下经济发展缓慢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不平衡的实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诸多新的社会问题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结合中国民主法制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人们现实的思想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实际,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理论,结合中国处于第三世界的现状,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平发展和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结合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上述诸多新思想、新理论的提出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脉”,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之“实”,承于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法”。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继于毛泽东思想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它既承于二者理论的同源性、继于二者生成地域的同一性,又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一方面,从理论生成的方法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致性。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就是由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明确提出的。无论是《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的问世,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形成,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以及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创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经典演绎。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方法论借鉴。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有效结合,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从理论发展的承继性来看,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言,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的理论准备、思想基础主要包括:经济方面。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等;政治方面,提出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文化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法原则;社会方面,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的各种矛盾,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等等。当然,上述思想有的始终贯彻到底,有的发生了偏差。其中有前进亦有曲折。有经验亦有教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所以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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