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改革给对外传播的结构和功能带来了诸多变化。文章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内生政治变量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影响，中国的治理变迁改变了对外传播的结构和功能，新型对外传播结构作为一个回应性的网状结构，给更好地实现对外传播的功能注入了内生动力。
【关键词】治理变迁 对外传播 结构—功能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对外传播是指一个国家跨越地理性政治边界，向他国或者地区进行的传播活动，传播的主体是以国家为单位的①。跟国际传播的信息双向流动不同，对外传播是以我为主、由内向外的信息传播。对外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很早就出现了，但是被称为“对外宣传”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重视和强调，却是我国独有的现象。本文中“对外传播”和“对外宣传”内涵指涉相同。笔者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研究对外传播，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结合阿尔蒙德对政治系统的构建，将对外传播系统界定为包括对外传播的主体、对外传播的媒介、对外传播的内容、对外传播的客体（对象）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
图1：传统对外传播系统
传统对外传播结构最大的特点是一元化、线性化，即传播主体通过媒介对客体进行信息传播，客体自主选择对信息接受与否，较为简单明了（见图1），虽然有客体的反馈，但是明显弱于主体的正向驱动。相应地，这种传播结构实现的功能也较单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改革经历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方式从集权到分权、取向从管制型到服务型、范围从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等诸多变化，给对外传播的结构和功能带来了诸多变化。
治理变迁影响对外传播结构
对要素的影响。第一，传播主体多元化。传统的对外传播系统中，直接负责对外传播的主体数量较少，通常只局限于党政机关或中央媒体等传统的宣传部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各种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各种非官方的、自发的对外传播主体日益增加，包括了受国家委托或影响、在对外交往中实际参与了对外传播工作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甚至普通民众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形象的展示者”。
第二，傳播对象多样化。改革开放之初的对外传播工作受到文革时期残存的极“左”政治思潮和用意识形态划线思维的影响，极富“针对性”—“提高左派、争取中间、分化上层”，革命的、进步的是主要的对外传播对象。198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通知做出了三个重大调整—调整了对外传播的任务、对象、内容。其中，根据党的总路线和对外路线的转变，对外传播的对象调整为新时期的所有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华侨和华裔，终于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扩大了对外传播的对象范围。②
第三，传播媒介扩大化。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使得媒体的产业属性明晰化，为其按照现代企业和市场运作的要求整合资源、集约经营、提高竞争力插上了“翅膀”，我国的对外传媒初步实现了大面积的对外传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网、人民网、新华网、国际在线等对外传播网站迅速建立，发挥互联网的快速、互动、云空间等优势来扩大中国的对外传播影响力。21世纪初，中国领导人开始在西方大国的主流媒体上直接刊文，旨在借助外国媒体的舆论力量，增进外国民众对中国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重视和批示后，中央外宣办以“借助外力”为探索方向，加大与国际媒体的合作，构建“借船出海”的对外传播平台。
第四，传播内容丰富化。在中国语境中，对外传播的内容一直都体现着党和政府作为传播主体的意志。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变了工作重心，对外传播内容相应转变为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进入到90年代，“经济外宣”已经成为中央外宣工作的重中之重。世纪之交，国家战略的重点在于“深化改革与全面参与国际社会”，与此相配合，对外传播的内容通过全面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积极开展国际舆论斗争等，竭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21世纪初，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力争在保持自身发展势头的同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正面的贡献，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形象。
对要素间关系的影响。第一，主体间关系：党独揽全部—党政各司其职、社会参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自身角色的变化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治理变革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党的目标从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政权，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而且也决定了对外传播系统中各要素关系的调整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党政合一、党对国家的一元化领导直接体现在对对外传播的一元化管理模式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改变了过去包揽一切、直接命令的领导方式，主要进行全局性、原则性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是间接的指导性领导方式。因此，党政分离成为对外传播体制改革的突破口。1991年6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朱穆之任主任，意味着我国政府拥有了专门的对外宣传管理机构，同时标志着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的一大变革—党政分开③。自此，党政各司其职，有了明确分工—党的宣传部门（各级党委宣传部）主要在思想政治方面对对外传播的理念予以指导，政府有关部门（主要是各级政府新闻办）则负责对外介绍中国情况的组织协调工作。这是我国对外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二，主介间关系：集权—分权、民主、法治。从理论上讲，在对外传播系统中，传播主体作为整个系统的主导者，对信息由内向外流动的全过程施加控制。从现实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放弃对对外传播的控制，只不过由于国体、政体的不同，文化、经济的差异，每个国家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区别。传播主体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是实现对整个对外传播系统控制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