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的贺词中指出：“88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郊区五一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由此，中共六大的历史引起了各国特别是中俄两国的专家、学者和革命者的高度关注。为了深刻理解习总书记对于中共六大精辟概括的“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以中共六大的信史为据，准确认识长期被遗忘和曲解的周恩来对于中共六大的特殊担当与重大贡献的历史真相。
两次做中共六大科学总结报告的领导人
周恩来不但是中共六大的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而且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两次对六大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进行研究，做出科学的系统报告的领导人。
第一次是1944年3月3日、4日，在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他说：“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的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在报告中“扼要介绍六大情况，分析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总路线基本上是对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六大认识到主要依靠工农，但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认识不清，对反革命没有分析。六大已提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机会主义，但没有抓住要点。六大正确地预见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但在对革命高潮与低潮的了解上，在策略路线问题上，有‘左’的错误。六大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大体有了规定，但缺乏策略观点。另外，六大在代表成分和大会时间上都有缺点，代表成分不健全并且又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因此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而且，六大是直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它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第二次是1960年7月14日至16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做的内容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中讲了中共六大的历史。他说：“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75个代表中，有41个工人，后来叛变的16个六大代表中，有14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的人，一个是布哈林，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分，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
这两次重要的报告是研究中共六大的经典文献，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史、历史学者正确研究与认识中共六大的“特殊的历史意义”，指明了正确方向。
为召开中共六大做了极其重要筹备工作的领导人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
担当两项重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中共独立领导的新时期。但在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中共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1927年11月中共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就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尽快召开中共六大，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所以，中共八七会议就提出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在此之前的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
五人临时常委分工，周恩来担当了两项重任：一项是负责极其繁重而艰巨的组织工作，紧急撤退大批共产党员，把大革命时期处在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另一项是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前委书记，领导发动“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这两项重任既是为中共六大召开的重要准备工作，又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六大的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问题报告两个重要报告的报告人。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周恩来因患疟疾秘密撤到香港治病，健康状况基本好转，即按中共中央通知到上海参加11月9日至10日的紧急会议（后称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讨论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尽管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被实行“惩办主义”的决策人物指责为实行的是“机会主義的旧政策，全体成员受到了不公正的”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已得到多数同志的公认，所以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并代理组织局主任（不久正式任主任），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
开始对革命形势、任务、前途的探索研究
周恩来刚回到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对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时还没来得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当时工农群众需要进行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高涨。对于这一错误，周恩来在总结教训时说：“讲中国革命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