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电影：城乡放映的国家意志与大众梦想（一）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冷战思维背景、社会主义政体与国营电影格局中，中国电影形成了一种政策规划与行政命令相辅相成的传播体制。以城乡放映为中心，中国电影走向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国内传播。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电影院、俱乐部和机关礼堂，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重点影片的发行放映成为宣讲政策和凝聚精神的重要手段，电影放映成为教育阵地。与此同时，在幅员辽阔的祖国各地及少数民族聚集区，数以万计的农村放映队跋山涉水、艰苦创业，通过露天电影的放映条件，“映间插话”的解说方式与新闻纪录片、农业科教片和故事影片并重的排片策略，农村放映队几乎成为在全国各地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的关键载体。除此之外，在《大众电影》和《人民日報》等报刊中，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在新中国大众生活尤其政治斗争里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已成许许多多中国观众了解时代、介入社会、想像自我的一扇窗口，在新中国意识形态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通过建构一个以制片网、发行放映网和电影工业网为标志的国家电影网，让最广地域里最大多数的中国观众看上电影、看好电影和看懂电影，是1949年至1979年间中国电影城乡放映的重要目的，也是新中国电影传播的主要任务。在“看懂电影”方面，正是通过映前宣传、映间解说与映后讨论的方式帮群众看懂电影，新中国城乡放映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传播的宏伟业绩，而且缔造了一个将国家意志与大众梦想融合在一起的伟大奇迹。
一
从让群众看上电影到帮群众看懂电影再到使群众看好电影，是令一般观众从惊奇到满足再到提高的三个由表及里的环节，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城乡放映从初涉到普及再到深入的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在具体的电影政策及其放映实践中，三者之间往往相互区别，却又紧密联系。
这是因为，尽管让群众看上电影和使群众看好电影是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极为重要的任务，但帮助已经看上电影的群众看懂电影，才是新中国电影传播的真正目的；承担宣传教育使命并逐渐普及深入的城乡放映，只有帮助群众看懂电影，才能将其置于首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顺利地输入广大观众的脑海，进而产生潜移默化的驯导作用，使其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也就是说，帮群众看懂电影，是新中国城乡放映最重要的职责与最根本的目标。
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以后至1982年间，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基本文化素质还相对较低；尽管电影是一种比其他各种文艺形式更为通俗的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也倾向于拍摄更加简单易懂并更具民族特点的电影作品，以便更好地为工农兵观众所喜闻乐见；但要让广大群众真正看懂电影，显然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根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直到1964年6月30日，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2，875，401人，不到全国人口的0.4%；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有9，116，831人，也仅占全国人口的1.26%；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2，346，788人，占全国人口的4.4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5，824，459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7.1%；而13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口有233，267，947人，占32.3%。
在一个60%左右的人口只有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尤其其中32.3%左右的人口还是不识字的文盲的国家里，群众看懂电影的能力确实是十分有限并亟待培养和提高的。有报道指出，1951年9月，中央电影放映队在山东章历县第五区刘家园村放映《百万雄师下江南》和《农家乐》两部影片时，不少观众对某些情节没有看懂甚而发生了误解。有两个民兵把《百万雄师下江南》中的人民解放军错看成日本鬼子，也有观众把破烂不堪的俘虏错看成了人民解放军。[1]湖南省电影总队第6队经常到乡村给农民放电影，农民看不懂或发生误解的情况也很严重。影片《上饶集中营》中，第一个镜头是国民党匪军押解着新四军同志，但观众以为押解的是敌人。[2]直到1964年底，电影放映队到河北省的农村去放映，映完之后，仍有农民表示：“电影好是好，就是看不懂它的意思。”[3]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和偏远落后地区，交通环境闭塞，语言状况复杂，许多群众根本不懂汉语，或者听不懂影片中的普通话。
另外，群众看不懂电影的情况，还更多地发生在外国译制片领域。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在北京农村放映时，由于片中的歌曲没有译成中文，不少农民听不懂歌，也看不懂字幕；识字的人则因镜头移动得快，顾得看字，顾不得看人物的动作；更多的农民则既看不懂也听不懂是怎么回事。[4]1952年在福建举办的“中苏友好月”中，观众看了不少苏联影片，但有一些观众看不大懂。如在放映《列宁在1918》时，许多观众看不懂影片的主要思想是什么，有的观众反映：“我看了这部影片，连哪个是列宁都不认得。”[5]甚至在映前宣传和映间解说时，连有些放映员也不能作出正确的解说，常常出现一些违背影片原意的笑话和原则性的政治错误。①由此看来，帮群众看懂电影，不仅是新中国城乡放映的当务之急，而且是相关部门和单位必须面对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1952年10月，在中影公司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经理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宣传要有思想性，做到通俗化，帮助观众看懂电影”的宣传方针，为帮群众看懂电影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以此为基础，中影公司又于12月召开了第一次电影发行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了9个方面的问题，涉及电影宣传的各个层面，并大致呈现出将电影宣传工作划分为映前、映中与映后三个环节的基本思路；而在此之前，在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中，部队电影工作者已经总结出“映前宣传、映间解说、映后讨论”的工作方式，作为帮助战士看懂电影的宣传策略：“为了使观众能更好地接受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放映工作者每到部队，协同领导上进行‘映前宣传、映间解说、映后讨论’，帮助战士看懂电影。过去不加宣传解说，战士们顶多能看懂50%；经过宣传解说以后，就可以大体看懂；讨论一下，不但能完全明白电影内容，并能结合实际进行自我教育。战士们反映：看一次电影等于上了一次政治课。”[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