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经历了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两个“伟大转折”的标志，标志着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路线的转折。三次“历史性转变”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在这三次“历史性转变”中，前两者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后者是社会经济体制性质的转变。无论是两个“伟大转折”，还是三次“历史性转变”，都使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具有不可磨灭的深远意义。
一
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独立自主地批判了中央红军指挥机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决定采取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工农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它战胜种种困难而完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入节节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遵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关于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党的有关文件和参加遵义会议当事人的回忆讲话、笔记和文章，都有所论及。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当时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
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败，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
这些论述，对于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伟大转折”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已讲得很清楚、很充分了。
中共党史上的第二个“伟大转折”的标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以下一系列适应转折的战略措施：
一是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二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三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
四是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五是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上述这些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其中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且全面地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有充分体现，并曾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这些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发，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客观规律还有待继续探索。这样，我们难以识别和抵制一些“左”倾思想观点，而这些“左”倾思想观点的发展，势必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二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样，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的发动和发展。直到1976年10月，我们取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