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理论家，他的作品是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1994年6月为《胡绳文集》所写的序中说：
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并不后悔。
与胡绳相知甚深的王梦奎评论说：“这并不是说，胡绳鄙薄和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关系的纯学术的研究和文章，一切科学探索都是他所重视和欢迎的，他的著作正因为具有科学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某些‘纯学术’，才更好地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战斗作用；而是说，像胡绳这样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并且终生矢志不渝的人，理论研究只是他所选择的武器，正如战士之持枪。他的不悔，我以为首先是指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
1978年12月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作为党内资深的理论家、历史学家的胡绳，抱着“要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的目的，热情讴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从理论和历史的高度，诠释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尤其在改革开放遇到“左”的理论干扰的时候，胡绳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文章，阐述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在“左”的力量和“姓资姓社”争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的文章弘扬了邓小平理论，澄清了理论界的一些混乱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的第三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明确的结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如何理解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呢?作为理论家的胡绳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它与历史上的遵义会议是相同的。在80年代，胡绳曾在讲演和报告中，多次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转折意义。在《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他在谈到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时认为：“三中全会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因为具有这样的意义，所以，“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各项具体政策，纠正了‘左’倾错误，包括纠正‘两个凡是’的观念”。
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任主任）出版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这本书中，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冠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题。在这个标题下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徘徊中前进”；第二部分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种分期方法，胡绳作过思考。当然，他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分期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将着眼点放在通过分期来体现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他曾找到几位同志商量，是不是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把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三中全会以后两大时期。三中全会以前可以按《历史决议》分成几段，三中全会以后也可以分成几段。谈到这样划分的原因，胡绳指出：“以上说的分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
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从历史的高度是否说得通呢？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使“文革”的结束成为可能，当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和国家的工作一直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表明，“文革”结束后，工作如何向前推进，在当时也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从这样一个历史高度出发，胡绳认为党面临着两种选择：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一切做法完全回到“文革”以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错误。“文革”结束时由于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恰好是把过去错误的东西凝固化。如果这样走下去，只会造成比“文革”以前更严重的情况。所以，“文革”结束后如果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显然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
另一种可能是，总结历史经验，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说，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把有价值的经验接受下来，避免重犯过去那些错误，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这条道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我们党确实如同遵义会议召开前一样，同样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邓小平语），实际上是阻止了回到“文革”以前那种局面的倾向。据此，胡绳以遵义会议后中国的历史的发展作比较，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6年（胡绳的讲话是在1994年）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他指出：
这样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没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条避免亡党亡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的源头。高屋建瓴地评价这次会议的地位，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在我党历史上地位的评价，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国策的坚定拥护。胡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这次会议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胡绳的观点发表后，在思想界、理论界以及党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总结历史上“左”的错误的教训，阐发邓小平理论
在《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里，胡绳写下了这样一段颇发人深思的话：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
胡绳的这段剖白，无非两个意思，一是不讳言自己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的困惑和失误，从而进行反思；一是他对当时“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的憎恶。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后，胡绳赋诗自云：“老遇明时倍旺神”，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将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阐发，放在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上，同时又对历史上“左”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鞭笞。
人们知道，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行，在思想界、理论界并不是没有阻力的。一些抱着“左”的思想不放的理论家们，对改革开放的国策一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不断地在理论界制造混乱。胡绳对这种倾向是具有高度警惕的。1983年，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长篇理论文章，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讲到危及党和国家的“左”的错误时，胡绳以马克思在1877年的一封信为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左”的错误的表现。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时说：“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胡绳在引用了这封信后，提醒人们对“左”的错误的表现形式加以警惕。他指出：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所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基础。
在1987年，针对理论界刚刚萌芽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胡绳在《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长文中，借列宁的观点加以澄清：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凡是沾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都必须抛弃。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列宁说：“不利用大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联系到在1989—1991年期间甚嚣尘上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胡绳所谈到的问题是有预见性的。
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危及到改革开放的路线的时候，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回答了几年来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论断。南方谈话发表后不久，胡绳就在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所、局级干部读书班上发表了《关于防“左”》的长篇讲话，开宗明义地说“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当前防‘左’，防什么？二、为什么产生‘左’，怎样防？”关于第一个问题，胡绳说，“防‘左’就是要防止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挑起这场争论的“左”的理论家们的武器，其目的是以此来冲击我们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关于第二个问题，胡绳说：“防‘左’就是要防止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改革开放。”针对“左”的理论家所挑起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胡绳指出：
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实际问姓“资”姓“社”，是姓“资”的就不要，是姓“社”的就要。这样问姓“资”姓“社”，改革开放的确迈不开步子，甚至会根本取消改革开放。
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别“社”和“资”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搞计划。……所以事情不是问姓“资”姓“社”就能解决了的。邓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利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
在这个讲话中，胡绳回顾了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谈到“左”倾错误的危害时，他指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可以使革命瓦解、垮台，而且可以引出右的错误来。所以我们不能说“左”比右好。还是邓小平同志讲得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的错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而“左”的错误不大容易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