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认识
〔摘要〕本文以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或宣言，以及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这一时期的论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渐进过程和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认为中外资产阶级没有区别，到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初步发展及其特点，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对革命的基本态度，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应该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等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061-05
毛泽东曾经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1〕事实的确如此。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尤其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分合合，均立足于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认识之上的，亦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本文拟就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认识做初步的探讨。
（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对中外资产阶级的认识并无区别，在党的章程中将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对象：“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发表以后，开始注重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对中国革命所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探索。更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党的领导人所极为注重并身体力行的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认识应当基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初步发展及其特点之上。瞿秋白就曾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3〕 因而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初步发展及其特点，作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比较一致的理论成果。
首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初步发展均在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来了。”〔4〕1923年6月，瞿秋白即指出，“列强资本主义先入中国市场，然后才发生中国的资本主义。”〔5〕他还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所以先有国内的新式交通事业的发达，以便外货输入，原料输出。”〔6〕 1924年1月，他又在《中国革命史之新篇》中写道，“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所开发出来的”，“因外人的侵略而发生种种的影响，中国的旧经济与外国的资本主义相接触，使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不得不起变化。汉阳铁厂和各处工厂随之而起。”不过，与此相关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却认为，“原本是封建宗法的半自然经济的中国，便日渐进于资本主义的新式社会。”〔7〕显而易见，瞿秋白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定为资本主义社会，又过分看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
其次，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初步发展与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存在矛盾。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之所以扶持国内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因而“在这样状况下的中国的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方八面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8〕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亦强调：“压迫在世界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那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9〕
再次，按照同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1923年6月，瞿秋白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写到，“因欲行铁路投资，而且尤须采取煤铁，非有大规模之机器事业不可，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10〕所以，“因侵入的经济力太强，中国自己的经济力太弱，若要勉强应付，不得不乞灵于所谓‘国家’，……一班士绅阶级，并无经济基础而胡乱借此官营业做无本生意，于是发生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其实此种营业最初大半是路矿。矿则一半供军事，一半供给外国。”随之，“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于那处于统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以及少数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的把戏；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商品经济，——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于是有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1〕需要强调的是，瞿秋白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并且指出其最初的形态即是清末的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而依靠封建政权和为外国资产阶级效力则是其明显的特征。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瞿秋白所说的“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官僚资本之第二种”，不是官僚资本这种经济形态的内部结构的划分，而是其兴起时期企业创办人的两种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