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皮书”：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象
上世纪60代我国编译出版了一个系列丛书“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统称“灰皮书”，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在世界出版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苏联对图书出版控制得相当严，有些图书也仅供某些官员阅读，但未见有这种规模的内部书出版。出版这套书的初衷是为反修斗争服务，直接目标是同赫鲁晓夫争论，但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出版了一大批以往国内见不着的珍贵资料，这些著作后来通过不同途径流传到社会各界，使中国的学者能够看到国际共运史上历来被当做反面人物的著作，了解到他们的真正观点和主张。也使一批好学的知青，在无书可读的年月，读到一些同主流社会宣传不同的书籍，使他们得到启蒙教育。这批书对我国社会学界，包括哲学、历史、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史、经济学等等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提供的简单、粗暴、作伪的那些东西上。
我是“灰皮书”的编译者之一，从60年代初起到80年代初，主要的工作就是编译“灰皮书”，特别是托洛茨基著作。
1959年夏我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10月分配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1960年底中央编译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被派来兼任局长，中宣部理论处处长王惠德被派来担任副局长。从此编译局的工作就不限于翻译三大全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和《马恩全集》，开始参加反修斗争，编译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查找有关他们的资料，这一任务交给了新成立的“国际共运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我一直在国际室工作。
查“不战不和”与“一国社会主义”的资料
1962年1月19日—4月3日，中联部王力通过王惠德委托国际室编两个材料：《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问题》，说是伍修权要的。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林基洲和我外，还有列斯室的杨祝华等。编成后由中联部铅印成书，供内部参考。这两个材料除列宁斯大林的言论外还选录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有关言论。这是根据第一手资料编译的，它提供了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截然不同的说法。
编译这两种资料显然同中苏分歧直接有关。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中苏领导人在会谈时发生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回国后，10月6日，在海参崴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攻击中共像“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攻击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以后，毛泽东在诗词中多次反过来给赫鲁晓夫戴托洛茨基的帽子。例如1959年12月的七律《读报》中写道：“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1960年6月13日《七律·读报有感》中继续写道：“托洛茨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大概就在这个背景下，要我们编译布列斯特和约的资料，因为1918年春苏俄同德国在布列斯特举行和平谈判，在和谈中苏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托洛茨基持“不战不和”的主张。
1962年3月，《红旗》杂志邓力群通过副局长张仲实要国际室编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任务与中联部的类似，材料编成后由《红旗》杂志作为内部材料铅印。据说这是陈伯达要的。
编写《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
1962—1963年王惠德布置编《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这是为编选和翻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言论做准备的。
国际室的同志分别列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名单，然后分头编出他们的著作目录。列入名单的苏俄人物有：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马斯洛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其中除布哈林的书目由另一些同志编写外，其他均由我编写，重头戏是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
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他列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名单，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列宁的立场，主张保卫祖国，1917年又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编译局有他的全集，我乘此机会把全集的目录翻译出来，看看他到底有些什么著作。
托洛茨基的著作目录是重中之重，但是找起来困难重重。1923—1927年苏联出过《托洛茨基文集》，共13卷，随着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文集的出版中止，他的著作在苏联成为禁书。顺便说一下，当时出多卷本文集的除列宁外只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这也说明他们当时的地位。我国有《托洛茨基文集》的一些零星的卷次，分别收藏在群众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这是张惠卿从上海公安局搜集来的）、编译局图书馆。此外就是各种文字的单行本的托洛茨基著作和报告，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编译局图书馆、调查部图书馆等等。在搜集过程中发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的一些著作曾经作为革命读物在中国流传，如《俄国革命纪实》（即《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即《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等等，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候苏俄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都是被当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中国传播的。稍后还有一些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由中国的托派翻译成中文出版，如三卷本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等。我写过一篇《托洛茨基主要著作的原本、译本和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刊载在1962年底或1963年初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上。
各人的著作目录编成后，汇总在一起，编成《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一书，于1963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书，内部发行。此《目录》有一个特色，就是凡见到书的都附有收藏单位，并标有书号。不过，收入《目录》的著作，有许多只见书名，未见正文，所以书名的翻译不一定准确。
编译“托洛茨基反动言论”
老修的著作德文本较多，为适应编译的需要，国际室开办了德语学习班，由殷叙彝等精通德语的同事讲授，教材是德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学习方法是先突击学习语法，然后就借助词典进行翻译，边学边用。我和梁建华、于沪生三人翻译了伯恩斯坦著的《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一书，此书有德文本和俄译本，可以德俄文对照翻译，是学习德语的一个好办法。选这本书翻译还因为这是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撰写的关于老机会主义者拉萨尔的传记，从中可以看到伯恩施坦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渊源和联系。此书于1964年初出版，我给《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写了一篇简介。通过练习我的德语水平达到借助词典从事笔译的程度，可惜以后专搞苏联问题，德语也就荒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