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80年代处于探索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个90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1980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
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桔子（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在脱离中国现实情况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争夺话语权），就不想看到中国体制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稻草人”，实事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得无济于事。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联合早报》，10月11日，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