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资本视角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摘 要： 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血缘联系的特殊主义信任，对圈内人与圈外人区别对待；二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度高，富于与人为善、知恩图报、包容大度、自我牺牲等美德，为国家有效履行其职能提供了主流社会规范的有力支持。中国政治发展的条件、路径也因此呈现出独特性。一是认同危机较易解决，而建立有效政府的任务成为关键；二是整合危机成为经常面临的挑战，政府必须依赖道德及其他资源完成社会整合任务；三是强大的政府权威强化了既有的社会资本模式，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漫长；四是利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资源，在具体政策、过程层面实行的民主取向的改良要比影响政治制度架构的激烈变革措施效果更好。
关键词： 社会资本； 政治发展； 国家认同； 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5.01.014
一、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形态：微观与宏观考察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政治学学科中受关注程度较高的一种理论。所谓社会资本，从现有的研究看，主要
是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达成合作行为的社会网络结构、对他人的信任态度、合作参与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游戏规则”等。根据帕特南的研究，水平型社会网络能够培养成员相互信任、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习惯，进而使参与、合作、自觉承担公共责任成为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在此情况下，投机、背信、自顾自成为“不合算的买卖”，由此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制止了搭便车行为，为公共事务得到良好的治理提供了根本保证。帕特南因此将水平参与型社会网络、普遍的信任态度、合作互惠的规范等称之为社会资本，并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和经济信用体系发展成长的基础。[1]
如果这一理论是有说服力的，那么，中国的社会资本是一种什么形态？它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从微观层面来考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血缘关系对人们的信任态度、交往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金耀基教授指出了中国人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只讲付出、不讲回报”，对熟人则以既有的人情为基础、在给予方便的同时期望对方做出对等的回报，对陌生人则比较会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杜赞奇教授发现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民在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往往以宗族为基本单位；马克思也有著名的“马铃薯”理论，即小农经济下人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往”。[2]676因而小农家庭之间基本是以邻为壑的关系，他们就像“一些同名数”或“马铃薯”，缺乏有机的联系。
可以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缺乏西方那种普遍信任、尊奉普遍性规则、合作治理社会事务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具体言之：血缘家族型社会网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同乡、同学、熟人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网络的主要形式，难以培养人们对普遍性、形式化的法律规范的认同；中国文化是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对圈内与圈外采取区别对待的“游戏规则”；协调和规约人们交往行为的不是明确划定各人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具有伸缩性和可变性的“人情”。其结果，损害了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公共利益、公共财物被视为无主财产，公共事务受到漠视，人们关心、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意识较弱。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依赖它自上而下的强制，使公共事务勉强得以治理。而面对人们逃避责任的行为，政府又只能依靠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直至侵犯私人领域来完成其职责，最终形成投机与监管相互强化的机制。这是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社会资本的考察。
（二）从宏观层面来考察
中国社会还有另外一些特征：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认同感比较强；相信人性善、愿意与人为善，有一致的价值认同；个人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较重，富于知恩图报、讲信重义、宽容大度、大局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等传统美德。所有这些，无疑也是中华民族的“社会资本”，甚至是中国社会资本的本质。正是依靠这些“社会资本”，中华民族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经历了各种艰难和风险，保持了自己文明的统一性和延续性。然而，学术界对这方面却关注较少，因此需要多费一些笔墨来说明。
1. 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认同感比较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与维系的基点；社会的一大批基层公共事务，都要依靠家族举办、操持，产生了公共事务家族化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明确界分，也不区分“国”与“家”。相反，国被认为是家的放大，而且是具有神圣感的、远高于一般家族的“神圣家族”。“我”既属于家，也属于国；家是“我的家”，国也是“我的国”。国虽然离“我”较远，但并不需要另一套规则系统来维系；相反，我“爱”我的家，自然也“爱”我的国。国为“我”的生活提供了恒久的背景和广涵的场域，“我”与“家”不可能不属于它、依靠它并受它的管理、为它做出牺牲。
因此，历代总有一批精英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意识。在民族危难之时，他们挺身而出，为民族、为国家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奉献一切，而普通民众也形成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持久认同感、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一体逻辑塑造出来的，也为建立统一、强大的政治权力系统和实施有效的政治管理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局面的心理和文化原因。通过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每一分子在心理上不可能不分享到国家、社会的整体荣誉，产生对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归属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与其他成员休戚与共的意识。虽然这些并不能消除小农经济下人们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心理，也不意味着人们会在具体事务上普遍信任、紧密合作。但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增强了全体人民的向心力、维护了国家和文化的统一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