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基本观念与当代价值
摘 要：马克思政治伦理以哲学—人性的分析、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实现了政治关系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变。马克思政治伦理具有客观必然性，其基本观念蕴含着三个方面，即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它对于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伦理；基本观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0036-05
马克思虽然没有显性的政治伦理著作，但是马克思在其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却始终蕴涵着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考量以及伦理考量的政治诉求。政治伦理思想内蕴于马克思思想之中，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本质之一。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思维方式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超越形而上学和以往思辨思维，颠覆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伦理范式，实现了价值与事实或科学与意义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其哲学基础、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表征出的政治伦理观念以及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政治伦理观念等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一、马克思政治伦理何以“在场”
客观地说，马克思著作中确实没有政治伦理的显性话语以及专门的著作，但其著作中却实实在在地渗透着政治伦理的精神与实质，马克思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中渗透着伦理考量、关于伦理问题考量中渗透着社会政治诉求。马克思政治伦理何以“在场”？我们可以从可能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来阐释。
从可能性而言，马克思政治伦理具有客观性。对马克思政治伦理的考量可以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底蕴以及伦理问题考量中的政治诉求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前者而言，任何政治活动本质上都是人的社会关系在实践上的展开，政治活动关系是人本质确证的一个方面，它必然涉及人的主观需求以及价值意义的考量，因而伦理底蕴也就必然呈现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实践历程中；就后者而言，任何伦理活动本质上是客观满足主观即人的需要的行为，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范畴，主观的价值诉求以及意义追求必然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诉诸于现实，而非仅仅是一种玄思，即其不仅具有抽象的普遍性亦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征，这就使伦理问题考量必然涉及实践取向。所以，政治伦理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政治伦理亦是如此。马克思思想广博精深，其思想超越了当时其它的社会思想流派，而滋润着广大的知识领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也许是始终对一切社会问题都‘有关联’的政治思想家”[1]。马克思是一个理论家，更是一个实践家。马克思的最终诉求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本身就蕴涵着对人类的伦理价值诉求，也就是把全人类的解放与伦理思想相联系起来。因此，有人认为，“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没有一门作为学科出现的伦理学，但他却在整体上具有着深厚的伦理关怀，甚至主要就是从伦理关怀的角度出发的。”[2]所以，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特征，亦是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内在诉求。
从现实性而言，马克思政治伦理具有必然性，亦即有从可能性落实为现实性的必然。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所建构，这三部分本质上是整体的、互相交融的。马克思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命运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在批判性的基础上所建构的理想社会形态或状态，它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義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概括而言，就是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同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体系始终渗透着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所以，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是建基于实践理性之上的。正如我国学者杨楹、卢坤所说的：“在对资本主义非人性的制度情境的批判中，马克思基于实践的、现实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批判性‘证伪’了资产阶级社会伦理观，彰显出一条诉诸对社会制度进行‘真正合乎人性’的实质性重建的人类解放路径。从而开辟了一种与资产阶级传统伦理学相异质的新型政治伦理的雏形。”[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具有一种成为实践的现实性，也即马克思找到了一条从“应然”到“实然”的路径。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政治伦理确实在场，其不仅在场，而且超越西方政治伦理传统，在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的地位极具独特性和重要性。理解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不可以脱离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当代著名学者阿佩尔说：“严格说来，对人类行动的‘经验-分析的’经验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没有先行理解人类行动的成功后果的（内在）规范，并把这些规范承认为评价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如其所是那样来描述人类行动。……简言之，无价值倾向的事实判断不可能处于历史经验的开端，而且也毋需把它们当做历史价值判断的出发点。”[4]由此可知，人类思维方式是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相互转移的，政治伦理思想亦是如此。早期西方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考量本质上是伦理视域的，是一种政治伦理，即使是在西方中世纪神学政治时期，政治依然是建基于虚幻的宗教道德之上，表现为一种伦理性的政治。但是，由于马基雅维利开创了政治伦理的现实主义路径，这种政治伦理则走向了非道德性、思辨性、客观性和分析性。20世纪中期以降，政治的道德性获得强势回归，其中以罗尔斯为代表。此时期政治与伦理结盟成为时髦，这是因为当时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语境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