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中国人，拿一本外国人三十年前写的有关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小册子说事，内心多少有点感到别扭。但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确实大有来头。
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维尔德是目前在美国学界十分活跃的老资格“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他1981年从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任教。1997年应邀加盟斯坦福大学，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文理学院国际区域比较研究分部主任等职。他早年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文革”时期的民众政治参与问题，近二十年来则更多地关注于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和中国社会转型方面，代表作有《中国乡村的“文化大革命”：空间概念、时间维度与人际关系影响》、《党内精英与中国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研究》、《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和民众政治选择：北京红卫兵派性问题起源》等。他目前在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主持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治与所有权关系”、“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学考察：组织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私有化与精英流动”、“中国农村的政权机构、亲缘关系和家庭财富”等，近期即将发表的重要论著还包括一本写作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北京的红卫兵运动》。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一书，是安德鲁·维尔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习作，当时被列入“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出版计划，于1978年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虽然篇幅不大（全书约一百五十页，其中正文约八十页，翻译成中文大概只有四十页左右），但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确实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读一读。
首先，这本书以“文革”时期位高权重的风云人物张春桥和“文革”运动的阶段性标志事件上海“一月风暴”为研究论述的切入点，选题视角颇具匠心。通过深入考察以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为代表的中央高层以及以曹荻秋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层的政治活动，可以充分揭示当时中国政治的组织形态、政治沟通方式以及特定的个人在组织系统中的角色分工对其政治抉择的决定性影响。而对上海工人造反运动成因和特点的全面透视，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潜流，明了群众造反组织出现、分化与矛盾冲突的社会根源，以及底层民众运动与上层精英决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就笔者所知，类似这样采用多重视角、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最后又能上升到理论层面探讨“文革”运动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国内学者中对此类研究径路有所了解的更是凤毛麟角。
其次，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成果，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条分缕析，推陈出新，颠覆了当时西方学界对“一月风暴”乃至整个“文革”运动的一些传统认知。我个人感受较深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很多西方学者从“社会冲突”理论模式出发，认为“文革”本质上是一场底层民众反抗官僚体制的社会运动。因而在他们看来，上海“一月革命”的出现乃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旧市委一班人为了维护现行官僚体制和自身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镇压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
维尔德通过追溯曹荻秋和张春桥的政治成长史，指出曹荻秋等人在著名“毛派”人物柯庆施麾下不断升迁的事实，表明他们与张春桥一样，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内“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这种政治姿态在“文革”初期并没有发生改变。１９６６年５至８月间上海声势浩大的“文化批判”运动——批判对象包括老资格“革命音乐家”贺绿汀、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著名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等人——就是由上海市委发动的。上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出现，以及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也与曹荻秋等人的大力支持有关。
曹荻秋等人对“文革”运动的困惑与疏离，始于群众运动由文教领域向社会各界蔓延以后。1966年11月前后，中央高层在如何理解“抓革命”与“促生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以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稳健派”强调“抓革命”的终极目的在于“促生产”，因而他们主张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加以必要的限制与疏导，以保障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认为“抓革命”是当下运动的重点，只有彻底“批倒批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可能实现“全面跃进”。来自中央的两种不同声音，使身处工作一线的曹荻秋们无所适从。从工作职责和经验常识出发，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周恩来等人的主张，然而北京市委彭真等人被清洗的教训，又使得他们不敢挺身而出干预群众运动，怕被戴上“镇压群众运动”的帽子。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先是努力在中央确定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点。而当群众运动在极“左”路线的煽动下变得无可理喻时，他们选择了不置可否、消极观望的姿态。由此可见，如果要追究责任，上海市委一班人的责任底线是“政治不作为”，而不存在所谓“抵制、镇压群众运动”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有人要给他们戴上这顶帽子，看了下文大家自然明白）。
第二、批判“经济主义”是1967年初上海“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经济主义”是旧市委一班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颠覆“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破坏性策略。维尔德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重点考察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指出了导致“经济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所谓“经济主义”的出现与“大跃进”失败以后国家用工制度的变化有关。在1960年代初“经济调整”期间，上海不少厂矿企业一方面动员部分在职员工下放农村和支援边疆，另一方面又从农村招收了大量临时工、合同工进企业工作。当时的舆论宣传强调，这种用工制度改革可以达成以下三个积极成果：第一，临时工、合同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正式工，因而大量使用临时工、合同工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对国家的贡献；第二，临时工、合同工主要来自农村，因而大量使用临时工、合同工意味着国家宏观社会分配模式的重大改变，是国家反哺农民、反哺农业的有效手段之一；第三，动员富有技术专长和生产经验的企业职工“下放”和“支边”，可以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业发展，改善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加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个政策的弊端很快便显露出来：第一、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人为地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冲突与此有很大关系；第二、临时工、合同工收入水平偏低，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因而有增加收入的潜在要求；第三、被动员“下放”和“支边”企业员工，则往往因为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经济收入大幅下降、两地分居、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等原因，有返回上海原单位就业的潜在要求；第四、企业现有的正式工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被“精简”，因而也对党、政府和企业有所不满。
其次，上述各种潜在的要求转化为破坏性的政治行为，与“中央文革”积极推行极“左”路线有关。江青在1966年12月26日代表中央接见全国临时工、合同工群众组织代表时，不负责任地将用工制度的变化归咎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支持临时工、合同工就“同工同酬”问题向劳动部门交涉。同日，“中央文革”控制下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要求各地厂矿企业领导层积极支持群众运动，不得以工人擅自离岗外出“串连”、“上访”为由扣发他们的工资和奖金，并责成各单位支付外出串连、上访人员的差旅费。江青等人作出以上表态，显然是想利用部分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达到他们自己篡党夺权的目的。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上述舆论导向造成的客观后果是“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在全国范围的严重泛滥。从上海的情况看，不但临时工、合同工群体的各种经济要求有增无己，而且包括正式工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也开始以离岗、上访为要挟，提出增加工资、增加福利、改善住房条件等经济要求。“下放”和“支边”的工人也返回上海，提出经济补偿和回原单位复工复职要求。而此时上海市委领导人则被极“左”路线束缚住手脚，无法抗拒来自各方的经济要求，只好“群众要什么我们给什么”、“群众要多少我们给多少”。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银行现金大量流失，直接危及工农业生产和金融安全；大量工人离岗离职加入争取经济权益的街头运动，导致生产停顿、交通瘫痪，其中外贸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尤其严重；大量现金一下子涌入市场，打破了原有的供求关系平衡，导致市场消费品短缺和价格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