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人物报道中的人性假设


  摘 要: 任何对人物的认知,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中西方不同的人性假定,催生了不同的政治人物报道视角和报道效果。西方政治人物的报道理念是建立在“人性本恶论”基础之上的,因而报道更加注重对政治人物的监督;而中国的政治人物报道理念则是建立在“人性本善论”基础之上的,因而更加注重对政治人物的宣扬。本文从人性论入手,深入解读中西方政治人物报道的差异。
  关键词: 人性假设 性善论 性恶论 政治人物报道
  在中西方政治人物报道中,对于“人性”的假定一直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所谓“人性”,就是指人所具有的状态和资质。而政治新闻报道作为专注于“人物”的报道,必然与“人性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任何政治人物报道背后都隐含着关于人性的假定,对于人性的不同预设导致中西方迥然不同的政治人物报道操作理念。人性的假定虽然对中西方政治人物报道有重要的影响,但常常被人们忽略,对于人性的假定恰似一股隐形的力量,以微妙的方式作用于中西新闻报道。
  一、西方政治人物报道中的“性恶论”人性假设
  在西方文化中曾出现多种关于人性理论的观点,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人性恶理论。在西方人看来,人性是贪婪的,是罪恶的。这种“性恶论”的文化背景使西方人认识到人性是有局限性的,是要受到约束的。但同时“性恶论”也为人们追逐各种事物的欲求提供了合理性。“性恶假设”使西方人不会关注个人言行是否符合眼前的是非标准,在观察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时往往会把重点放在行为本身的含义上,相对更加重视对自己言行的客观认识和分析,较少关注对自己言行的道德评价。
  “人性本恶”假定所造就的西方人行事风格,在西方政治人物报道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证。首先,基于人性本恶的假设,西方新闻界时刻将政治人物作为“恶”的对象来对待。正如西方在政治制度设计时,构建了以限制公共权力为特征的政治制度,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一样,西方媒体在对政治人物进行报道时,也自发地更加注重对政治人物的监督,防止掌权者践踏人民的权利。其次,人性本恶的假定,使得西方人更加注重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和分析,更加注重行为本身的涵义,因而西方新闻界在进行政治人物报道时,更多的是对客观的事实阐释。最后,从新闻记者自身说起,记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人性本恶的文化传统使得西方记者的新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个性主义、商业文化精神的影响,受到商品经济利益、名誉和地位的驱动。在对政治人物的报道中,西方记者会更加偏爱对冲突的报道,对政治丑闻的报道,他们渴望借用对政治人物独特的报道成就其在新闻界中的地位。
  在西方的政治新闻学研究中,人性本恶的假定也曾被多位学者所论证。托马斯·帕特森在对20年的美国政治新闻报道所做的一篇全面深入的内容分析研究中写道:“今日的新闻业真正的偏见不再是党派偏见,而是存在这样一种显著而决然的倾向,即报道政治与政治人物的错误与不道德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其正确与真实的一面。这种新闻报道的风格被认为是‘看门狗’新闻学,但这一报道风格的前提也已经近乎意识形态化了,即多数的政治人物被假定为无能、腐化,或者是欺诈性的,并且新闻记者的职责就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明白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一观点也很好地论证了西方政治人物报道中对于人性本恶的假定。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舒德森认为美国新闻界把政治人物都看做是“利己主义”的,时刻都有可能凌驾于公权利之上。在媒体看来,所有政治人物掩藏在其言行背后的动因几乎都不能逃出选举之囿,任何的德行、善举只要与政治人物勾连起来,或是由政治人物——不论什么样的政治人物——亲自发起,都难以逃脱来自媒体的吹毛求疵和愤世嫉俗的批评。
  总而言之,人性本恶的假定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政治人物报道理论研究及业务实践中。人性本恶论文化使西方人认识到人性是有局限性的,从而是有限的。这种罪感的局限性、有限性使西方记者对人性具有一种反思和忏悔意识,使其对人的阴暗面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在西方的政治人物报道中,记者更加注重对政治人物的监督。
  二、中国政治人物报道中的“性善论”人性假设
  与西方不同,在中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学派所主张的人性完满与人性本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仁”看做是人的根本属性,而孟子则在此基调上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提出了人性本善。在中国人看来,人本身就具有向善的本性,因而不需要过多地进行监督,人会自觉地要求自己符合“仁、义、礼、智”,会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求,以期得到他人的认可,符合社会的道德评价,进而真正成为“人”。
  在我国政治人物新闻报道中,对人性本善的假定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与西方社会不同,我国新闻界基于对人性本善的假设,总是习惯于将政治人物作为“善”的对象来对待。正如在我国政治制度设计中更加注重德治一样,我国政治人物的报道也更加注重对德行的宣扬,更加强调人物的正面形象,更加注重对人物的宣扬,充分展现政治人物的优点、亮点,使读者感受到人物光辉崇高的一面。因而在我国大多数政治人物新闻报道中所树立的政治人物形象都是善良、勤奋、无私、爱国爱家爱人民的。我国新闻界很大程度上将宣扬政治人物的美好德行,赞扬社会美好的一面作为己任。其次,人性本善的假定,使得新闻界更加注重对人物的情感,更加注重客观事物背后所表现的精神。在中国的政治人物报道中,记者更加善于寻找与受众及描写对象情感的共鸣。最后,从记者自身说起,与西方社会的新闻记者不同,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新闻记者更加负有社会责任感,相信人性本善的他们,更加注重对自己行为的要求。在政治人物报道中,我国新闻记者更愿意担负起“党的耳目喉舌”的重任,而不是急于凸显自身。与西方社会相比,人性假定所造就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更加具有传承性和一致性。而这三点共同造就中国政治人物报道的独特的操作理念。
  在中国新闻界中,基于人性本善论,对政治人物进行报道几乎已经成为默认的报道理念。长期以来,我国媒体都善于塑造政治人物“高、大、全”的形象,媒体塑造的光辉政治人物依然被我们所铭记。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被这样的报道所裹挟。虽然政治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揭露官员贪污腐败的信息在不断增多,但是占据主流的仍然是正面的报道。毕竟,人性本善论中也是对“恶”,对那些偏离人性的、违反社会规范的、有损社会风化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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