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摘 要：本文首先从实践权威原则、群众路线原则、发展生产原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关系；其后，结合理论、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形成背景上的共通性做出了阐释；最后，围绕框架和轮廓两个角度，研究了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指导作用。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
一、引言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的中国建设理论体系。由此，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与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的准确性、动态性和完整性。据此，我们有必要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方法原则上具有一致性
（一）在实践权威原则上的一致性
长期以来，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相互统一，坚持“理念创新”与“实践活动”的相互统一，都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运行准则。早在上个世纪中期，邓小平先生就在多次会议和谈话中强调，要想实现普遍真理与国家情势的良好结合，就必须要用于面对国家当前的现实状态，积极分析、研究本国在政策制度、组织结构、社会水平、人民需求等方面的特点和缺陷，并据此采取出具有针对性的国家建设方法，切忌“拿来主义”，反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的行为 [1]。
与之相同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导的道路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在“一带一路”战略期间我国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中所实施出的针对性发展策略中便可见一斑。
由此可以看出，从尊重现实、重视实践这一角度来讲，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渗透性和联系性，都提倡将科学的发展规划、正确的思想指导建立在我国社会基本运行状态的基础之上。
（二）在群众路线原则上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生息发展，势必是全社会人民群众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始终将“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等作为理论建立的核心和要求，力求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国家政策、国家行为结合起来，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穷困顿，走上共同富裕、利益保障的新征程。1950年7月，邓小平先生在提到“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时讲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对于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应加以反对，加以纠正；对于人民的困难就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办法，有步骤、有方法地加以解决”。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和意志，才使得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命运多舛的东方大国在处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时，做出了集科学性、发展性与实际性于一体的正确选择。
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群众路线这一原则，我国社会基层人民群众才能切身感受到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身利益的安全保障，从而更加尊崇和拥护国家、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落实发展提供了完备的群众支持、民族支持，使其丰富的理论成果得以在现实社会的土壤上绽放出花朵来。
三、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形成背景上具有共通性
首先，从理论背景的角度来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治国、执政的重要理论支持和崇高价值体系。所以，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产生与此，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精神产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当中，以共产主义、工人阶级的角度，对自然、社会、文明的发展规律做出了阐释，并对人民思想解放、社会制度发展等目标提供出了有力的精神工具支持。所以，将这一伟大理论体系与中国实际的社会环境、制度结构结合起来，是极为必要的[2]。
对此，邓小平先生提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中西你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东不能丢啊！”。从当前来看，落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继承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优秀表现。所以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理论背景上讲，是同根同源的。同时，又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在新中国的继承与升华。
其次，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来讲：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稳步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基础。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各大社会产业的繁荣发展、国家綜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精神面貌、建设角度等也在发生着巨大的优化变化。由此反观邓小平理论的产生背景，其同样是处于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社会逐步开放、国家摆脱“文革”困扰的变化期和进步期。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等新理论体系、新价值观念，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此外，从时间轴上看，邓小平理论对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产生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当中。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渐进性、上升性的时代背景联系。
最后，从发展背景的角度来讲：新理论体系、新价值观念的产生和完善，不但与其所处国家、社会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世界整体的格局形式、发展态势有关。在20世纪中后期，世界已逐渐从战争的阴影中脱离出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新主题。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仍旧较为尖锐，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了非暴力的经济竞争、文化竞争和科技竞争当中。此时，我国作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无论是经济还是综合国力，都处在相对较弱势的地位当中。由此，邓小平先生通过严谨的经验总结、国际认识和社会分析，提出了极具时代意义的思想理论，并由此为我国在和平基础上搞好现代化建设、提升生产力水平做出了指导引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