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外交与主流价值观念
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或说意识形态是上升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统治阶级规范、动员和调整社会活动的思想手段，也是统治阶级解释和阐述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是指导和阐释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影响外交的走向，外交运作反过来也影响意识形态的演变和发展。
影响古代外交的四大主流价值观念
影响中国千年外交的古代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天下观。所謂天子“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天下在古代国人眼里，既指中国，如在《管子》里，管子的“天下”，多指代周天子统治之下的范围；也指世界，先秦儒者邹衍等早认识到中国在地理上不等于天下，中国不过是九州中的一州（赤县神州）。“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时体现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熏陶下，中国人对自己先进文化的自豪感，反映出中国与西方在看待世界问题上的巨大差别。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国就是“中央之国”“中心之国”。
二是夷夏观。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认为天子不仅是中国的首领，也是四夷的首领。如《史记》记载：“黄帝居中，四夷宾服。”从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在当时人民的观念中，诸夏”居中，四夷居边，故史称“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谓四夷也称“四裔”，也即华夏之外的夷蛮戎狄。夷夏观主要是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观念，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视中国为天下中心、人类文明的渊薮，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这一观念自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和心理积淀，其余绪直至现代仍有出现。夷夏观同天下观互为表里，古代外交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哪一类天下，中国皇帝都是“天子”，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负有抚驭、开化四夷的责任。
三是统一观。即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统一成为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共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即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它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四是仁义观。早在周初年，仁义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各诸侯国的一面旗帜。仁义文化主张以仁义立国，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在先秦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周礼作为公认的准则（相对于现在的国际法）被运用于各国，礼的根本就是一个“仁”字。古人在国际交往当中不少践行仁义的行为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当时却很普遍。
在影响中国千年外交的四大意识形态中，天下观是中国古代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它是天道—天理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它统治中国的世界观念两千年以上，是中国和欧洲在政治文化和外交哲学上的最大区别。天下观是夷夏观、统一观和仁义观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之道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汉代以降，影响中国千年外交走向的主要是孔孟之道。儒家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怀，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藩大略，“亲仁善邻”的待邻之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事原则，至今仍对中国外交有着深刻影响。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的思想，对中国千年外交也有重大影响，但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在战略层面，是制度性、全局性、持久性的影响，相对而言，非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在战术层面。
四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
几千年来，四大意识形态对中国千年外交产生了制度性的影响。从外交角度审视四大意识形态，它们体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和平性。这决定了中国千年外交整体上是和平的外交。中国古代以农耕立国，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和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农耕文化造成人们对农田的依赖，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加之自给自足造成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由此形成缺乏对外扩张动力的封闭社会。守护田园的需要使以农立国的历代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之类的守势，草原王朝侵入中原王朝农业区后，会逐步改变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原王朝的文化，从而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外交整体上以谋求和平为基本政策。
因而，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以掠夺为目的。与之相联系，除成吉思汗外，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朝廷的附属与臣服，对于称臣纳贡的降服者往往赏赐有加。
二是慈善性。这决定了中国千年外交充满了慈善外交的佳话。慈善外交最典型的事例是公元前57年，匈奴大乱，朝廷大多数人主张乘机出兵消灭匈奴，只有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认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主张“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汉宣帝采纳此议，不仅不出兵攻击，而且还“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后来，更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果“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