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威胁论”：特点与趋势分析
自19世纪末期在西方流行的“黄祸论”起，中国被视为威胁这一论调从未彻底消寂。国际上明确形成“中国威胁”概念并被国际学界、媒体界广泛讨论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自1992年起美日等国家媒体报道中开始出现较广泛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等相关报道。此后，媒体报道与智库报告、学者论文等虽有爆发时间的阶段性特征，但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威胁等讨论从未中断。“中国威胁论”也被国内学界视为国际舆论涉华报道的重要且长期负面议题之一。
与20多年前相较，当前国际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旧有“中国威胁论”和驳“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照也有所变迁。在十九大之后，西方媒体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媒体中再次出现对“中国威胁论”较集中且广泛的报道。若结合2015年美国国内战略学界围绕对华政策的大讨论，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共历史使命、国家发展道路和外交战略的明晰规划和蓝图设计，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俄列为“首要威胁”等情况，此阶段的“中国威胁论”或将持续较长时间，并呈现新转向与新特点。本文将主要以十九大之后的西方媒体涉“中国威胁论”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梳理当前该话题的主要特点，与旧有论调相比较、结合十九大以来中国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分析其转向与走向，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我国应对策略。
一、“中国威胁论”的议题变迁
十九大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法国《世界报》、德国《明镜》周刊以“中国赢了”等主题作为封面，《纽约客》刊登《让中国再次伟大》，《外交政策》刊登《锐实力的涵义》等系列文章可被视为此阶段海外媒体“中国威胁论”报道的代表。以“China threat”为关键词、利用谷歌新闻（Google news）搜索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 3月10日的相关英文报道，剔除相关性有限的文章，共得到主题论述“中国威胁”的报道41篇。
根据既有研究①，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威胁论”不仅出现在美国、德国等国家，也出现在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其主要内容涵括了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多个领域，理论根源既有进攻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也包括亨廷顿等人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等。比较既往研究结论与41篇英文报道主题，可见：
第一，“中国威胁论”更聚焦于全球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自上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期，“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负面影响对象范围更明确地限定于日韩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地区以及美国（及其领导的世界秩序）。但十九大以来集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则将其影响对象进一步泛化，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等国际政治中的西方“边缘”国家以及拉美地区都被视为中国影响力的重要覆盖国家，认为中国通过多种手段影响了其国家的政治进程，以此强调“中国威胁”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而中国的“威胁”内容从曾经的强调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威胁，转移至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软实力威胁，即对非西方国家而言，西方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中国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认为中国通过多种手段影响他国信息环境，从而压制对中国的批评报道。既往涉及到“中国威胁论”的旧有议题基本不变，包括2008年后出现的网络窃密和侵犯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中国在南海建设问题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等议题仍然普遍存在。但与之前聚焦于中国的军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相较，在这一话题下西方媒体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为关切。但这一关切也并非独立存在。早在2016年美国和欧盟先后出台反制外国敌对宣传和虚假宣传的法案。而“中国威胁论”主要议题的迁移或可视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身价值体系地位的担忧以及整体意识形态策略的转向。
第二，“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来源中“文明冲突论”色彩减弱。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源自国际关系的数种现实主义理论：较为典型的理论如权力转移理论、权力真空理论与文明冲突论。反对的理论则主要来自于自由主义学派，即基于“民主和平论”的前提，认定中國的市场经济发展将带动政治体制转向西方，最终成为与西方不会产生冲突的民主国家。与之相较，当前各类西方媒体报道中驳“中国威胁论”数量有限，且已放弃“民主和平论”这一前提，更多从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中国整体实力较之美国仍有限等加以论述。而支持“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也更加偏向权力转移理论与权力真空理论。前者认定中国的发展必将带来国际政治秩序和规则的重构，中国的目标是其“威权价值观”在世界体系中扮演核心甚至领导角色，并将对他国的政治稳定和体制安全构成威胁；后者“真空”由原本的苏联解体留下的“真空”变成了特朗普抛弃美一向主导的多边主义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即中国将威胁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此外，还有从此前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国“接触”中国政策的失败出发，论述当前中国对美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威胁。相较而言，伴随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等被列入“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重要议题，“中国威胁”的对象被视为中国之外整个世界体系，旧有作为“中国威胁论”主要理论来源之一的“文明冲突论”解释力有限，在当前西方媒体语境下已基本不再出现。
第三，“中国威胁”从预测性判断到被视为“正在进行的现实”。从上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期，“中国威胁论”持有者更多将之视为预测性判断，即根据当前中国发展状况评估未来趋势。因此，在“中国威胁”的可能性评估上出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讨论，美国政府在“遏制”和“接触”之间选择“接触”策略。驳斥“中国威胁论”的中西方学者与媒体人也更多从能力不足、意愿不强的角度予以佐证。但与彼时相较，当前中国整体国力的上升，在硬实力上已被视为具备威胁“能力”。与之相应，西方媒体与智库将十九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的蓝图设计、所彰显的“四个自信”置入冲突性框架予以解读，从“意愿”的角度判定中国有意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拒绝接受当前国际秩序，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威胁”从能力和意愿上都已成熟。并且西方媒体和智库学者构建了“锐实力”概念。与“硬实力”“软实力”等中性描述性概念不同，“锐实力”甫一出现即带有强烈的价值观判断色彩，从而通过对中国国家行为的“客观”描述勾勒“中国威胁”的社会现实指向，将出境旅游、学术机构、医疗机构和媒体机构等民众的日常社会交往范畴纳入到“中国威胁”中，使这一话题得以成为“正在进行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