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外交”与“活路外交”比较分析
摘要：陈水扁的“烽火外交”是激进“台独”的翻版，曾一度严重危及台海和平，影响该地区各方利益，陈水扁成为国际社会麻烦制造者。而马英九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前提下，走灵活务实的“活路外交”路线，使多方都成为赢家，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得到了有效拓展。“烽火外交”与“活路外交”既有相似点亦有不同点，通过比较分析，坚持“九二共识”才是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和发展对外关系的最佳活路。
关键词：“烽火外交”；“活路外交”；台湾“对外关系”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马：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2-0036-042000年，台湾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首次登上了执政舞台，受民进党“台独”党纲以及陈水扁个人因素的影响，在陈水扁执政的8年期间，其对外政策一步步偏离“务实外交”路线，走上激进的“烽火外交”。2008年，代表国民党的马英九赢得大选，在“外交”上采取灵活务实的“活路外交”，为台湾赢取国际空间创造了更多机会。两者相比较，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活路外交”才是台湾对外关系走出去的最佳活路。
一、陈水扁“烽火外交”
“烽火外交”是时任台湾当局“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于2002年7月18日在台“外交部驻外馆长返国述职讲习”的座谈上首次提出的。他当时指出，“扁政府”的“外交”战略布局与政党轮替前的“旧政府”时代的思考模式要有很大的分别：在国际社会集中火力，全力出击，争取“外交”的突破，让中国大陆忙于应付，无暇他顾。2002年8月20日，游锡堃在“行政院会”中亦表示，面对中共，“中华民国”必须坚定走出去，作为“主权国家”的立场必须大声讲出来，“行政院各部会”更要全面动起来，共同推动多层次、多元化、多面向的全方位外交”[1]。总之，所谓“烽火外交”就是要采取“攻击性外交策略”，进行“外交突围”，使“外交”战场处处烽火连天，不作“外交孤岛，苦守‘中华民国的世界’，而必须走出去，作‘世界的中华民国’”[2]，有“外交”才有国际地位，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不顾一切地去撼动“一个中国框架”，为“台独”赢取国际空间。
（一）“烽火外交”的主要表现
总的来看，“烽火外交”指的是陈水扁为了落实“台独”理念，扩大“台独”的国际空间所采取的冒进、激进、挑衅大陆的“外交”路线，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间强化主权论述和台湾主体意识，否认“九二共识”，散播“台独”言论，将两岸定位为“一边一国”。陈水扁、吕秀莲等人利用出访他国的机会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并多次刻意选择在国际场合发表分裂国家的“台独”言论，企图塑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国际形象。
第二，推动“为台湾正名”，大搞“去中国化”活动。去除台湾驻外机构带有“中国”、“中华”象征的图案、徽章、标志，要在“护照”上加注“台湾”字样，将台驻外机构名称由原来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逐步改为“台湾代表处”等。台湾当局直言不讳地表示，目的就是要去除台湾的“中国印记”，要使台湾与中国彻底“划清界限”。
第三，推动台湾加入只有独立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加入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一些专业性、功能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为加入联合国，台湾除洽请“邦交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声援外，亦透过协助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周边活动来强化台湾与联合国的关联性，积极开拓国际生存空间。在各种加入联合国活动的提案被否认后，陈水扁不仅不知悔改，更于2007年首次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和WHO，并直接向世卫组织提出申请案。
第四，同大陆争夺“邦交国”，展开“外交”攻防，在“邦交国”建立“邦交预警”及“抢救邦交”机制。将“外交人员”的任用标准之一定为是否具有旺盛的斗志[3]。视大陆的崛起为台湾对外工作的最严厉挑战，并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孤立与“邦交国的断交”视为被大陆打压所造成。
第五，宣扬及有意凸显大陆武力威胁的严重性，以图在国际社会“博取”同情与支持，在岛内营造悲情。2003年朝鲜发射飞弹，东北亚情势紧张，台湾利用此机会来凸显亚太安全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在台海地区宣扬紧张气氛，呼吁世界正视大陆对台的武力威胁，宣称台湾正面临世界上最惊人传统弹道飞弹的威胁，同时发送50余万封电子邮件给各国政府及议会，并在岛内举办“‘爱和平反飞弹’全民团结大会”，企图获得国际社会的正视与声援。
最后，强化“外交国防”联系机制，将“国防与外交视为国家安全一体两面，希望透过首长联席会报及人员交流等方式，强化国防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协调联系” [4]。
（二）“烽火外交”实施策略
陈水扁的“烽火外交”，四处点火，以攻为守，企图使大陆疲于应付，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为“台独”营造国际空间，其具体实施策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国际安全合作，尤其是加强台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根据陈水扁时期首任“外交部长”田弘茂的说法，台湾“外交”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为此必须维系台海权力平衡，提升台美、台日关系，发展地区安全对话，参加具有“一轨”性质的东盟区域论坛和“二轨”性质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活动[5]。
第二，透过双边高层互访、国际合作及人道援助等方式强化与“邦交国”关系，以期“邦交国”能在各项国际场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能就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及世卫组织进行提案、连署及发言。
第三，将台海问题国际化。一方面透过国际媒体向外宣称“台湾主权独立、绝非隶属任何一国”[3]；另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向国际社会宣称两岸“外交”形势的消长不仅将严重影响台海均势，危及“台湾国家”安全与生存空间，更与各主要国家的区域利益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息息相关[6]，藉以通过宣扬大陆的威胁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介入与支持。
第四，宣扬台湾经验，认为民主自由及经济共荣不仅是台湾经验的基本精神，也是普世价值，将台湾经验视为台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资产。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加强与民主国家的交往和强化非政府组织事务来扩大“民主外交”，将其作为反抗大陆的最有力凭借和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筹码，希望将认同台湾、支持台湾民主发展的力量转化为支持台湾对外关系发展的力量；另一方面，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发掘台湾特有优势，形塑“外交空间”，利用台湾拥有的数字机会、多元文化、医疗卫生及环保科技等强项，发展台湾与各国合作模式，将台湾纳入全球视野架构，建构“地球村时代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