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有两个年轻人不远万里，来到敦煌莫高窟。后来的许多年里，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不断地被世人提及和赞美，另一个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前一个年轻人，叫张大千；后一个年轻人，叫常书鸿。临走时，张大干曾对常书鸿说：“你呆在这里，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几十年后的今天，常书鸿的坟墓，正对着敦煌莫高窟的九层楼，永远遥望着这片文化宝藏。
常书鸿
1904～1994年，满族，老姓：伊尔根觉罗氏。别名：廷芳、鸿，生于浙江杭州。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美术教育家。祖父名少峰，为清代驻防浙江杭县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客寓京华
1981年，晚年的常书鸿搬到北京定居。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路南有两栋楼，即当年北京有名的部长楼、名人楼，堪称卧虎藏龙之地。常书鸿被政府安排住进复兴门外大街24号住宅楼。
《耄耋之年话北京》中常书鸿谈及儿时对北京的向往与想象，曾说：自小生长在江南号称天堂的杭州，的确心满意足地活动在青山绿水的西湖之滨家乡，并没有什么奢望地过着自己的童年。只是通过父亲在二三年一次自北方远处工作的地方回来时带来一些北方的土产，和栩栩如生的“面人’儿童玩具时引起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幼小的心灵中，埋藏着一颗向往的玄想，不断追问父亲看到的六七十年前北京城的观感，问这问那地追问在北京紫禁城，那样皇帝所在的堂皇富丽的景色，什么琉璃瓦、三大殿、北海、頤和园的名胜。
常书鸿晚年离开敦煌之后才在北京居住，却总以敦煌人自居。从北京给人写信，总是忘不了自称“客寓京华”。在敦煌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铛，叫做“铁马”。不管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铁马”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常书鸿听了几十年，后来住在北京听不到了"就在家中的门楣上悬着一排风铃，穿堂风一吹，悦耳的铃声便叮当作响，像古寺高檐上的风铎，又像沙漠戈壁中的驼铃……常书鸿说，挂上这串思乡的铃铛，聊胜于无。
冥冥之中的召唤
常书鸿自幼随三叔学画，但在那个年代，画画不能当饭吃，又逢家境没落。他的父亲是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所以执拗地要把常书鸿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常书鸿偷偷报了上海美专，因为不会法文而作罢，只好去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院前身）的电机科，第二年改选了与绘画相关的染织科，并参加了由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1923年毕业留校任教。1927年，常书鸿来到法国学习油画，1932年夏，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之后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并于1936年毕业。
此时的常书鸿，画作有了自己的风格，妻子陈芝秀和女儿常沙娜都在身边，巴黎有了自己的家和画室。法国的画友们，比如徐悲鸿的学生吕斯百、王临乙经常去他们家聚会。1934年左右，徐悲鸿夫妇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绘画展，常书鸿与徐悲鸿有了一段深厚友谊。
如果常书鸿一直待在巴黎，他的未来应该是一片光明——他已经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中心站稳了脚跟，画作也拿了不少奖，还是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成员。他的两张画作《病妇》和《裸妇》以及为女儿画的《莎娜画像》，分别珍藏在里昂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他还是《艺风》杂志的专栏作者。
所谓命运使然其实还是性格所致，另外也有冥冥之中的必然。
1935年底的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是法国人伯希年1907年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壁画、塑像图片300余幅。这些壁画和雕塑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余年间中国人的艺术创作，其中有一幅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捐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700年。他在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我要回中国，我要到敦煌去。”这成为常书鸿最执著的信念。
出发敦煌
1936年，常书鸿接到南京国民党教育部的电报，请他回国当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秋天，常书鸿怀揣北平艺专的聘书，只身踏上了回国的列车。阔别祖国近十年的常书鸿，初到北平后，在陌生而又亲切的新环境里，激发他创作的第一幅作品是《街头幼女》。他把久违的景象：穿着棉袄模样，披着乌黑头发，手抚柳筐，天真的北平小姑娘作为画像，用北平冬季街头为背景。画面上深浅棕色调及浅灰蓝色，深浅的反差，构画出一种寂寞的宁静，应该说这幅画是常书鸿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在一次北平学人聚会上，常书鸿与梁思成初次见面，谈到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从此成为终生好友。梁思成告诉他，敦煌壁画中蕴含着大量已在人间失传的、唐宋建筑的珍贵史料。这越发激起了常书鸿对敦煌的向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二年北平艺专开始往西南后方搬迁。这时，陈芝秀带着女儿常沙娜从法国回来，一家人刚团聚，又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