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深度介入南海情势下澳大利亚的战略困境
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在不顾中国多次告诫情况下，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附近海域，致使南海局势骤然升温。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亚虽经美国反复游说，此次明确表态不会参加美国极力鼓动的联合巡航南海计划，澳“不打算卷入美国和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潜在冲突”。联想到2013年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澳大利亚紧随美国表态，妄称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对区域稳定无益”，并表示澳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友，将“时刻与美保持一致”。仅仅时隔两年，澳大利亚在此类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国家政策立场的前后不一，集中凸显出当前澳对外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出其在亚太地区国际形势快速发展、安全走势混沌不明、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深化情势下战略抉择之艰难。
“确保安全”的战略选择：
全力强化美澳军事同盟
澳大利亚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印度洋与太平洋将其与外来威胁相隔绝，邻国寥寥可数，一向远离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基本不受国际形势变幻之困扰，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处于一种近似与世隔绝的状态当中；同时，广袤的领土幅员、极具战略价值的丰富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初步具备了成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地区大国的雄厚潜力与物质基础。然而由于人口稀少、武备薄弱等原因，孤立于南半球、深置于迥异文明类型环境下的澳大利亚，在安全上却不得不极度依赖其他西方强国的保护。早自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长期坚守西方国家定位，以联盟战略特别是与当时世界体系当中头号的海洋强国结盟为基础，通过提供辅助军事力量、战略基地和可用资源，以换取此类强国（“二战”前是英国，之后是美国）对其独立和安全的承诺。这种战略在澳大利亚独立以来100余年历史中构成了其对外政策的基轴。
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大变动，澳大利亚决策层通过对国家安全战略的传统、现实潜在威胁和可用资源的审视后普遍认为，澳在整个20世纪中的对外战略基本是成功的。在联邦成立以来一个世纪当中，澳大利亚在付出较少代价的情况下，分别得益于英国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成功实现了国家安全和高于一般水平之上的经济繁荣。在21世纪初，尽管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事实，亚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隔海毗邻的东亚国家的快速崛起，更是为进入新世纪的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塑造提供了全新背景，但总的来说，美国在军事力量特别是海上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依然无人可以撼动，美国亦牢固保持着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导能力。因此，作为旧秩序的受益者，澳大利亚依旧需要坚持其海洋国家定位，依旧需要维系与美国这个当前仅有的全球海上强国紧密的盟友关系，并设法延续当前这个对其相当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澳大利亚作为国际权势体系当中的二流国家，才能克服当前国际政治发展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继续确保在未来时代中的生存。
在这种考虑主导下，澳将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置于对外战略考虑的首位。特别是自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政府执政以来，澳大利亚大力调整基廷政府时期“亚洲优先”政策倾向，高调宣布对美外交仍然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将维系澳美“紧密盟友关系”作为当下乃至未来很长时间内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主轴。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澳大利亚积极支持并派兵参加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极力支持配合美国巩固其所谓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地区事务上，自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出访澳大利亚后，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澳军事同盟得到新一轮强化，努力扮演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和“远东之锚”角色。
与此同时，2012年首批200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进驻达尔文市展开军事训练，未来5年美军人数计划增至2500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外国盟军部队首度进驻澳大利亚。目前，澳大利亚已向美开放廷达尔空军基地，美军一批先进战机即将进驻。科科斯群岛将建成美无人侦察机基地，以求配合美军对印度洋海域实施更为有效的监控。与此同时，澳军方也在积极调整部署，尤其加强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做好随时应对亚太地区危机的准备。另外，美澳双方还高频率举行联合海空军演，以试验各项新装备、新战法、新技术，实现两军在人员与装备上的高度融合，提升美澳两军协同作战能力。美澳两国两军在情报与信息共享等领域方面合作亦不断深化，包括持续推进用以监听亚太地区的大型监听设施、大功率雷达地面监测站以及卫星跟踪监视等相关太空领域的合作，以期实现信息情报共享。
确保繁荣的战略选择：
深化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
长久以来，作为孤立于亚洲大陆边缘的一大片陆地，澳大利亚一直缺乏连续一贯的亚洲政策，并对其周边毗邻的亚洲国家持有一种极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澳大利亚安全与亚洲紧密相关。在确保海上安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唯一可能被军事入侵的通道，就是其与印度尼西亚隔海毗连的西北部地区。而能够对澳海上安全提出挑战的国家，可能的来源也多为亚洲地区新兴的海洋强国。而自我定义为西方世界一部分的澳大利亚，由于在种族、文化、语言、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其亚洲邻国间的巨大差异，几乎在本能上就对周边的亚洲强国怀有天然的疑虑。从20世纪中前期的日本，到50～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再到当下的中国，一向将维护生存安全希望主要寄于西方盟友保护下的澳大利亚总是焦虑不安地关注亚洲地区任何非西方权势力量，并将后者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一种军事威胁来源。
但另一方面，自20世纪中后叶以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愈益仰赖快速腾飞的亚洲经济强国。虽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时，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仍大于所有东南亚国家经济总量之和，但在短短二三十年之后，澳大利亚经济不仅被中国、印度此类全球瞩目的大型经济体所赶超，甚至连韩国、泰国、印尼这些正在兴起的中小经济体也在经济增长上带给澳大利亚诸多机遇。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当前欧美制造业大量转移至亚洲的背景下，主要作为发达国家原料基地的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对亚洲各大经济体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2012年澳大利亚10大贸易伙伴中，有9个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如果再将美国除外，剩下的全部是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的生存发展至少在经济方面已经与亚洲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