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费希尔改革与英国古典海权的终结
摘要：在女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确立起以稳健性、威慑性和全球性为主要特点的古典海权。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古典海权盛极而衰，英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不断加剧。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的领导下，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在巩固英国海上优势的同时，也促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古典海权逐步走向终结。
关键词：约翰·费希尔；改革；英国古典海权
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时代，以稳健性、威慑性和全球性为主要特点的英国古典海权最终形成，但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英国海权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接踵而至。20世纪初，在英国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Admiral Sir JohnFisher)的领导下，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改革巩固了英国的海上优势，但也促使英国古典海权走向终结。英国海权逐步从维多利亚时代在全球存在的世界体系，退缩为列强竞争时代多极海上力量格局中最大的一极。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费希尔改革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技术革新展开，而关于改革对英国海权模式影响的分析则较为薄弱。因此，本文着重分析费希尔改革对英国海权转型产生的深远影响，特别强调改革推动了英国古典海权走向终结。笔者认为，无论是改革本身还是改革的主观追求和客观效果，都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海权已经逐步走向衰落，而英国古典海权的终结则是这种衰落最突出的表现。
一、英国古典海权的特点及其危机
众所周知，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是英国确立其海上霸权的开始。到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已经建立起统治世界的海权。笔者以为，这种海权具有稳健性、威慑性和全球性的主要特点，它明显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列强竞争时代，那种在“零和”思维(zero—sum)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追求彻底地毁灭对手、以至于不惜挑起一场两败俱伤的大国战争的海上强权。作为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海权带有浓厚的古典色彩，其基本思想就是凭借英国的绝对优势威慑潜在的敌人，对战争和冲突进行协调，避免世界政治出现失控局面，以维护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这种海权同拿破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的协调精神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古典海权。
英国古典海权的稳健性突出地表现为某种“和平”色彩，它与威慑性是相辅相成的。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随着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英伦三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一旦发生战争，国际市场必然陷入动荡，而英国受到的冲击将最大。因此，英国古典海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卫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具体而言就是确保连接英国本土与殖民帝国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通畅。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以长期持久的和平为前提。因为任何一场战争，即便是胜利的战争都可能会威胁到自由贸易的安全，所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和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对于英国而言，不仅战争是危险的，备战同样危险，因为备战将使英国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并被迫扩大政府权力，从而削弱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因此，英国必须利用其海权优势，将一切危险的战争因素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且最终能在英国作为仲裁人的国际秩序框架内获得和平解决。为此，即便在确立了海上霸权之后，英国仍然倾向于用谈判和协商来缓和大国间的关系，而不是以战争对抗手段激化矛盾。我们看到，即便是在1913—1914年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英国仍然致力于就作为矛盾焦点的海军竞赛问题同德国进行密集的外交磋商。英国提出英德海军力量比例为16:10，两国战列舰舰队比例为8:5的最后方案，希望借此避免一场疯狂的大战，但这一建议遭到德国的拒绝。简言之，英国古典海权不是表现为穷兵黩武式的扩张主义，也不是着眼于大规模战争，而是主要用来维护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为开放的自由贸易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进一步而言，英国并不惧怕战争，也不排斥干涉，但它坚持的是一种有限干涉主义，并不谋求进行大规模战争。以鸦片战争为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殖民战争大多是这种有限干涉行动。皇家海军不需要也不追求在海上全面摧毁敌人，而是凭借优势占领敌人的战略要塞，迫使其坐到谈判桌前。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确立海上霸权后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尽管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英国并不贪恋扩大战果，而始终将战场限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并在达到挫败俄国控制土耳其海峡的目的后即与之签订《巴黎条约》。这种克制可以充分说明英国注重有限干涉的战略思想，而克里米亚战争也生动地诠释了英国在霸权确立后的海上政策——英国并不渴望进行领土扩张，而是要对既得利益进行积极的防御，但在威胁到来时仍然不惜采取战争这样一种激进的方式。
英国古典海权的威慑性具体表现为，皇家海军注重以绝对优势为后盾发挥战略威慑作用，迫使敌人退让和屈服。这一点在1878年的近东危机和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到1897年，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是一支装备更精良、更加现代化，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远胜于1815年海军的和平力量。它的舰队分布于全球各地，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威胁英国利益的挑战③。而英国大战略也强调以强大的舰队为后盾，对任何威胁英国利益的陆上强权施加长期的、累积渐进的压力，以迫使其让步。
英国古典海权的全球性特征与孤立主义传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意味着英国更多地关注欧洲以外的事物，专心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商业帝国和维护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巩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即强调“英国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更是一个帝国”。有学者指出，正因为皇家海军是全球存在的，所以英国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海上霸权(maritime mastery)，实现了真正的大洋统治(oceanic he-gemony)。
与全球性相对，英国则在欧洲长期保持一种置身事外的心态，超然于欧洲大陆的纷争，仅仅在欧洲大陆有可能出现破坏均势的霸权时才进行干涉，而这种干涉也往往局限于在欧洲边缘地区“旁敲侧击”，以尽量避免陷入欧洲核心地区的重大冲突之中。这表明，英国古典海权的全球性特征是与在欧洲的边缘性战略密切相连的。这种边缘性战略主要表现为，英国海上势力从不伸入欧洲大陆内河和海湾，而是在欧洲重要的边缘地带(比利时、葡萄牙和达达尼尔海峡)保持影响。“为了保护葡萄牙君主国应对国内外的危险，舰队停泊在塔古斯河；英国决定性地在地中海使用海军力量(在1816年对付阿尔及尔的海盗，1827年在纳瓦里诺击溃土耳其舰队，1840年在阿克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每当‘东方问题’凸显时，它就老道地派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前。这些都体现了英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心中仍是举足轻重的。”由于控制了海上交通线，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可以轻易地对敌对国进行海上封锁，对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最终迫使其投降或媾和。
1897年，当英国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时，英国古典海权达到了它的顶峰。保罗·肯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