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联盟关系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 美欧联盟；三角关系；中国外交；战略挑战
［摘 要］ 随着美欧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的分歧渐趋平静，特别是双方一些主要领导人的陆续更换，今天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在不断恢复和转暖。面对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美欧对华政策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微妙变化。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中国，如何正确认识美欧关系的本质特征以适应变化的新情况，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特别是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图分类号］ D8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05-0062-08
随着美欧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的分歧渐趋平静，特别是双方一些主要领导人的陆续更换，今天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在不断恢复和转暖。未来大西洋联盟关系如何发展，首先将取决于各自内部因素和双方关系变化。最近以来的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美欧关系互动，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如在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伽利略计划、中非关系和中国产品安全等问题上，都不乏美欧联手对华的默契行动。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互动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一、美欧联盟关系的发展与挑战
跨大西洋关系自伊战以来的悄然升温，显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自2003年起，双方一直在努力改善关系，每年一次的美欧首脑会晤都强调了合作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2007年4月的首脑会晤，除了签署推动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外，还讨论了从科索沃到阿富汗再到苏丹达尔富尔的广泛议题。［1］
1.美欧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很少有欧洲人会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与华盛顿关系的结束。跨大西洋联盟关系是根植于大国合作理念之上的，或者用威尔逊的话叫“大国和谐”。［2］欧美毕竟有着凝聚双方关系的共同文化传统甚至种族背景，比如大约60％的美国白人支持密切的大西洋关系；而持同样观点的非裔美国人只有34％。［3］可见，推动与欧盟关系的正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从欧洲方面看，尽管具有传统观念的一些人对美国抱有偏见，但年轻人比较崇尚美国文化。“世界公众舆论”最近在美加和七个欧洲国家所做的民意测验表明，双方都希望加强关系。［4］另外，庞大而互惠的欧美经贸关系根基牢固，双边贸易额、服务和投资每年高达1万亿美元，而直接投资总值更高达1.9万亿美元，［5］成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部分。美欧公众对当今世界的威胁以及国际关系的看法也比较接近。［6］所以，作为传统关系悠久且是最大的联盟，美欧联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显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美欧关系恢复具备了前提条件。伊拉克战争前后，在施罗德、希拉克、普京“三巨头”推动下，欧洲形成了事实上的法德俄战略轴心，［7］从而与英美特殊关系形成对立。然而随着参与伊战争执的主要角色施罗德和希拉克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伊拉克情结”已不再成为法德改善与美关系的障碍。恰恰是在反美情绪下两国纷纷选出了对美有一定好感的领导人。2007年1月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之后，德国总理莫克尔就提出了扩大和深化大西洋经济关系的新倡议。作为老欧洲的代表，法德近来为改善对美关系在诸如中东、中亚等地缘战略问题上不断加强与美沟通与协调，尤其是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支持布什对伊朗的强硬政策方面，甚至比布莱尔当初对伊战态度还激进。［8］这虽然反映了法国人一贯的标新立异做事风格，但也表明近来右翼势力不断抬头的欧洲在国际问题上进一步靠近美国立场的趋势。
同样，布什政府在二任伊始就开始了对欧外交攻势，首先派出新任国务卿赖斯前往访问。［9］2005年夏布什在布鲁塞尔访问时表示，“我们希望共同成就的一切，要求美国和欧洲成为密切合作伙伴。”［10］毕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可以使欧洲在不必增加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就可防范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威胁，同时也能确保德国不再采取侵略政策。［11］
其次，二者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立场接近。过去几年，美国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在伊朗、伊拉克、巴以冲突以及在中东推广民主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分歧。然而，近来双方似乎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它们的共同挑战就是恐怖主义、流氓或失败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欧美无法单独应对的威胁。［12］为此，2007年4月的美欧首脑会晤承诺阻止伊朗核计划，阻止其对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该地区带来消极影响。从巴尔干到刚果危机，从全球反恐到阿富汗战争，多数情况下双方都是联手对付危机的。华盛顿对于欧盟为阻断恐怖分子资金来源、改善边境控制和运输安全等在警察和司法方面的合作感到满意。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支持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重新启动陷入僵局的和平路线图。［1］总之，美欧在安全上的合作形式是，美国在战争期间扮演主角，欧盟在冲突过后发挥作用，即“美国人负责战争，欧洲人缔造和平”。［12］
2.美欧关系的未来挑战。
虽然来自恐怖活动的共同威胁使欧美矛盾得到了缓解，但中长期内欧美既合作又竞争的总体态势不变。［13］“9•11”发生以后，美欧之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美国刚刚遭受了自1812年以来首次的本土入侵；而正待启动宪法大会的欧洲认为，如果目前不是全球和平的开始，至少是自1787年费城大陆会议以来最重要的和平时期。［14］可见，美欧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同，反应自然不一。
首先，双方的裂隙难以消弭。在冷战后时代，欧盟对美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和独断作风有所不满。正如一位美国战略家早在1997年就警告说：“在自我经济利益、历史传统及民族自尊心驱使下，欧洲国家可能寻求结成联盟，并执行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15］由于欧盟的独立趋势，美欧战略分歧必将长期存在，尽管这种分歧主要在于实施的方式，而不在于根本目标。不少欧洲领导人无疑有进一步统一欧洲的愿望，并通过欧盟为这一愿望的实现奠定基础①，这尤其反映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计的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上。但这未必符合美国心意。尽管美国在冷战时期为赢得与苏对抗，基本支持欧洲一体化，并在苏联解体后继续给予支持，但到了2003年，布什政府却企图分裂欧洲国家共同体，并挑唆“新欧洲”去反对“老欧洲”。［16］
其次，处理国际问题的手法有差异。无论是以前对伊拉克还是今天对待伊朗，多数欧盟精英认为，即使十分简单的问题，对美国保守派来说都难以理解。罗伯特•卡根把美欧军力差异看作双方在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价值和用途上发生分歧的原因。因满足于坐收冷战“和平红利”而荒废国防建设的欧洲，今天被迫通过国际法、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来影响世界事务。［17］力量差距使欧洲在军事技术上仰赖美国，因而削弱了它独立应对国际事务的能力。而布什政府过于依赖武力，特别是先发制人战略对不少欧洲盟友都是刺激。因此，把大西洋联盟联系起来的领域即反恐战争、核扩散和中东问题，同样成为引发美欧冲突的议题。尤其在中东问题上，欧洲需要扮演大国角色，而不愿听任美国充当世界警察。［18］
欧洲担心伊战和反恐使美国正在失去这场争取穆斯林人心的战斗，更不用说美国在海外的秘密监狱、CIA的恐怖审讯，尤其是亵渎西方人权观念的阿布格莱布虐囚和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了。欧洲人对于自身威胁的理解显然与美国不同：他们既不接受美国界定的流氓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认为这些武器会对准自己。欧洲自认为是比美国更适于应对非对称威胁的“软实力”的主人，而美国仍沿用冷战的一套来对付恐怖主义。欧洲朝野担心美国并不理解自己正在造成的威胁，这种担心并非是说美国会成为欧洲的敌人，而担心美国的行为伤害国际秩序的有效性，并最终祸及欧洲本身。［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