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二季度数据表明,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向世界第一的美国看齐。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受到的国际关注也会随即上升,受到的国际战略压力也将日益加大。近来,美国在黄海、南海、人民币汇率等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担忧,表明中国受到国际因素制约逐步加大的趋向。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优势仍然无法有效转化为战略优势。因此面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趋势,抓紧制定中国大战略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国进入战略选择期
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盼急剧增加。“G2论”、“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论”迅速涌现,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联合国系列峰会、G20峰会、中国国庆阅兵等一系列国际舆论来看,中国崛起已经从原来的逐步适应阶段提前进入了“崛起冲刺”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崛起从原来不受关注的状态进入饱受关注的中心地带,开始面临既有大国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为此,必须尽快调整原来的对外战略,以适应国际地位结构转换的新现实。
古今中外,不乏有提前进入战略选择期的先例。美国学者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研究,由于一战的影响,美国在几年内突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多角色,美国国会拒绝了。然而,随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战略,确立国际主义战略。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最初准备“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然而,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三大战役”的顺利发展,解放军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一下子从防御转变为主动。这一转变来得突然,超出了预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根据“人民战争转折点提前到来”的现实迅速调整,及时提出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绝不是实力提高后骄傲狂妄心态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国际地位变化所引发问题和挑战的性质所决定的。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的中国外贸形势促使我国的发展战略转型,逐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推动出口逐年增长的同时,也令中国日益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钢铁、水泥、建材、风能等许多领域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面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战略上如不尽快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战略,在外交上就将面临国际范围内防不胜防的保护主义反制措施,甚至引发严重的外交争端和国际关系动荡,最终损及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金融危机下欧美国家的低迷和中国的风景独好,很容易刺激西方舆论界的神经,原本还有些模糊的中国崛起印象一下子清晰起来,“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这是寻常百姓马上就想到的问题。这一急剧的心理变化一经媒体鼓噪,立刻就成为一些企业、利益集团乃至政治领导人的口实,“拿中国说事”、“以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自然就会成为这些力量赢得支持十分方便的策略。于是,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措施”来了,名目繁多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来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责任”也来了,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更是接踵而至。所有这一切,其深层的战略意图都是让中国买单,成为一些国家转嫁金融危机的牺牲品。形势的发展日益表明,金融危机一下子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位次,凸显了可能多年以后中国才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角”?相应地,在战略全局上,中国从“战略机遇期”提前进入了“战略选择期”:中国究竟是加快全球化进程,迅速确立与其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战略?还是继续维持现状,在现有的战略框架内延续具体问题个案处理的传统思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面对中国国际地位急剧变化后出现的新问题,单纯靠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一对一”的策略已经不敷应对。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及去年举行的中国国庆阅兵,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短时间内接连上了三个很大的台阶。中国现象引人注目,中国模式广为关注,中国未来令人羡慕。时至今日,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低调姿态,也难以遮蔽中国外交的光芒。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思想,比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营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7月第11届使节工作会议上,及时将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置于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为外交工作提出了提高我国形象亲合力和道义感召力的新任务。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缺少以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从外交战略向以提高政治影响力为首要任务的战略转型非常急迫。然而,这些观点更多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指针,是关于未来蓝图的理想规划和战略目标,它们需要具有操作性的战略布局作为支撑,需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予以现实化,需要进行实战性的战略思维创新。换言之,中国战略转型辩论的重点不是“应该说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和“怎样才能实现目标”的问题,努力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对外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大战略的核心问题。
中国战略转型和设计的重点
面对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面临的新挑战,中国战略转型和设计的重点是要抓紧制定中国的大战略,在战略设计、道统重建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积极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积极设计大战略,强基固本。面对新世纪的复杂挑战,从战略全局出发,战略的设计应该牢牢把握国家利益格局变化的方向,统筹好本国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努力增强外交服务多样化利益的能力。具体来说,设计大战略需要做好四项统筹。
一是统筹国际和国内,提高外交统揽全局能力。近年来,现代外交中遭遇的诸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汇率、地区热点问题等,都已经上升到战略全局的高度,不仅事关国际大局,也关乎国内发展大局。每一个选择都会通过股市、汇市、房市等牵动着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节奏和进程,外交的敏感性、脆弱性、影响力都显著增强。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转化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比如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产品质量问题等;同样,国际上发生的所有大事都会牵连中国。这就要求外交必须牢牢做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统揽外交全局的能力。
二是统筹地区、国别与领域,提高外交防范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国家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某一个领域和地区的功能性问题,而是涉及几乎所有领域和地区的结构性问题。国别性问题、地区性问题和各个功能性领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领域外交中不足挂齿的小事,放在某一个特定地区就可能变成事关全局的大事,此种变化增大了外交运筹的难度。比如奥运圣火传递本来是一桩纯粹的体育活动,但在传递过程中在某些地区就因为个别政治势力的阻挠而演变成事关中国外交全局的大事。全球发展要求现代外交必须要努力统筹国别、区域外交与领域外交,提高外交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