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赶考”术语的由来及演变
[摘要]“赶考”本是中国科举制传统文化中一个通俗用语，1949年3月毛泽东把“进京执政”形象地比喻为“赶考”，“赶考”遂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一个概念，具有了独特的政治内涵及功能；1980年代末，“赶考”轶事重现，旨在强化人们的政治认同，反对西方和平演变；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赶考”课题，将其政治意涵升华为“赶考”精神，强化其凝聚民族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动员作用。中国共产党借用耳熟能详的“赶考”一词表达执政理念，既承续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又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了其政治动员和政治认同功能。“赶考”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关键词]赶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语言；政治动员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05-0016-06
“赶考”原是中国科举制传统文化中一个通俗用语，1949年后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中一个具有独特政治寓意的概念。1980年代末以来，“赶考”更成为新闻宣传部门、学术研究中等常用的一个热词，许多学者围绕“赶考”主题撰写了大量论著，主要涉及“赶考”的任务、价值及意义等内容，但“赶考”一词的由来及演变尚无人论及。笔者曾遍翻党的七届二中会文献，亦未见到相关记载，故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考证“赶考”政治术语的由来及其演变，并探究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一、从文化“赶考”到政治动员
“赶考”一词本义指“前往应试”，“多指赶赴科举考试”，至迟在清代文献中已经出现。[1]自从隋朝创设科举制后，科举制延续了1300余年，梁启超称“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孙中山亦赞之“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它不仅有益于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融合，还给下层庶民向上层精英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基本途径，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俗语，充分说明了金榜题名前后个人、家庭乃至家族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命运的质变，故人们常把“赶考”比喻为鲤鱼跃龙门。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二十四史”等官方传统典籍中鲜见“赶考”一词，而在非官方文化、民间文学等中，关于“赶考”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儿女英雄传》、《文明小史》等小说中有科举制的内容，古代戏曲中有“狄仁杰赶考”的剧目，民间文学中“赶考”事例也比比皆是，甚至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流传着诸多“赶考”故事，可见，“赶考”一词在民间影响甚广，几乎老少咸知。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国革命露出了胜利的曙光，中共就敏锐地意识到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毛泽东以史为鉴，特别重视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有名的“历史周期率”对话，总结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希望中共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4]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使用“赶考”术语，但跳出“历史周期率”已经隐约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政权的新考题，而民主就是答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即转入了战略反攻；随着军事、政治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此期间，中国革命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等胜利，推翻南京国民政府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乡村转到城市，开启了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历史性转变，故如何建立新中国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成为历史赋予的崭新课题，“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还必须防止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因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5]1427；“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1438-1439显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胜利后潜在的巨大挑战，警惕骄傲自满、腐化堕落乃至丧失政权的危险，及时地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干部继续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告别“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这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阶段基本结束，转入了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中共也将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坦言，“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6]。这表达了他对胜利迅速到来的喜悦，同时，也隐含着对如何巩固胜利和执好政的担忧。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副主席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毛泽东在这段平平常常的对话中，第一次把传统的“赶考”术语从文化语境引用到政治语境中，将其文化本义发展为政治比喻义，这也成为中共政治语言中“赶考”术语的由来。
毛泽东把党中央入驻北平、建立新中国一事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貌似无意和偶然，实际上蕴含着对新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刻思考。“赶考”的试题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建设新中国，以及顺利地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其答案就是发扬民主和坚持“两个务必”，着重解决好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等问题，时刻保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省意识，使党员干部避免被胜利冲昏头脑、产生腐败蜕化等陋习，以至重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覆辙。然而，那时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文盲，甚至许多人缺乏远大的理想，存在着革命成功后好好享受的旧观念，很难一下子就领悟这些道理，因此，毛泽东借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赶考”一词比喻“进京执政”，用考试成败的日常经验指代未来的执政任务和政治理念，无疑是一种最佳的思想动员方式；他把抽象、难以感知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事例，准确、形象地表达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决心，通俗易懂，适合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后人评价道，“‘赶考’，这一形象的比喻，浅显通俗却又意味深长，诙谐风趣而又极其严肃。西柏坡村头这一简短而著名的对话，因其特殊历史背景和深邃内涵，被世人广为传诵，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从此，‘赶考’一词有了特别的含义，使一个伟大的党有了一个始终萦绕心头的‘赶考情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