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散落的红色记忆


  陕北是一块富有革命传统的土地,在红色革命年代,不仅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而且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红色家族。书写散落于历史中的红色家族故事,既是对红色记忆的追寻,也是对来路的回望和初心的重温。陈四长先生披星五载完成的《霍家父兄》,就为世人展现了一个丰富的红色家族故事。
  绥德楼沟霍家是陕甘宁边区时期一个有名的红色家族。霍祝三,陕北著名民主人士,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边区政府委员。大革命时期,其主政的义合完小和其家庭,是中共义合地下党组织,以及红五支队、红十四支队的活动据点;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当选边区模范县长;他提出的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被毛泽东重视和采纳。霍世杰,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参与领导了渭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渭华暴动,人称“农运大王”。1933年去察哈尔,参与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的战斗。霍世英,农运、学运组织者。曾参与组织了绥德东区数千农民“抗烟亩税”的斗争,后辗转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担任地下交通,打入北平国军第25师做情报工作。其以“北京陕北党员”身份向北方局送交的《两个士兵的谈话》,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和引用。后因叛徒出卖,1935年牺牲于狱中。
  除以上三烈士,《霍家父兄》还写了霍居湘、霍居桂、霍世瑄、霍世威、霍世仁五位在红色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他们都是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霍居湘曾担任绥德新兵营营长,率领新兵和支前担架队参加了西府战役。霍居桂任联保文书时,把国民党联保秘密会议记录交给我党组织,坐实了何绍南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铁证。霍世瑄少年时参加少共童子团,以勤务员身份,掩护霍世杰的革命活动;为发展边区红色邮政、筹建宁夏邮政付出了努力。霍世威投身边区商贸,积极组织食盐、皮毛、药材、特产出口,为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霍世仁在胡宗南侵犯陕北时,担任绥德地委机要科译电员,跟随地委转战陕北,努力保持通讯畅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保持延安时代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不忘初心,艰苦奋斗,又立新功。
  红色家族史是重要的红色遗产挖掘,同时也是艰难的抢救性工程。由于年代久远,特别是陕北早期革命那一段,现有的方志记载都很简要,为给读者展现一个丰富可信的家族史,陈四长先生在资料搜集和采写上下了大工夫,不仅访问了榆林、绥德、西安等地数十位老同志和知情人,获得了大量的录音资料,而且去榆林市档案馆、榆林日报社,查阅了相关的文字档案和有关报道。同时通过海量阅读,从公开出版物零散的记载中“沙里淘金”。
  作者透露,书中霍祝三提出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的事实,来自李维汉的回忆文章;霍祝三参议会提的多个提案,录自《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霍世杰领导渭华地区农民运动的回忆,取自《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还有一些资料,来自当年的《陕西国民日报》。
  写作期间,作者经常跑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市图书馆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借阅资料,通过网络搜索查找相关记载,还通过关系取得兰州方面的资料。本书附录列举的《主要参考文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此也可看出作家的涉猎之广,在搜集挖掘资料和写作过程付出的艰辛。
  《霍家父兄》的成功之处在于跳出一般记述人物事迹的程式,始终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写,全景式地向读者展现了书中人物活动当时的社会图景和社会关系,从而使人物形象具有了鲜活丰富,符合逻辑的艺术效果。作者认为,历史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作为和那个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写出了那个时代,活动在那个时代大潮中的人物才能立足有土,鲜活起来。撇开时代写人物,人物形象必定单薄、干瘪,缺少立体感。
  比如,霍祝三当选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这是边区时期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的产物,就要用笔墨写出“三三制”的产生和发展。再比如,霍祝三当选边区模范县长和绥德新民歌创作的繁荣,都与当时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和新文化建设运動有着直接的联系。还有,霍世仁迎接煤田大开发紧锣密鼓的工作,更是神府煤田开发列入国家计划带来的机遇和景象。阅读《霍家父兄》,不仅阅读了霍家父兄的故事,而且阅读了历史,浏览了其时其地政治、经济、文化、人际、风俗以及气象、灾荒、饮食等方面的景况。
  《霍家父兄》再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将纪实文学的真实性、故事性和文学性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前两者更突出。作者认为,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传记记述的事件,大的故事情节必须真实,有事实依据,不能胡编乱造;涉及的人名、地名、时间,必须准确,不能马虎。对于现有资料中说法不一的记载,他常翻阅大量的资料考证,或向权威的专家进行求证。
  为了忠实于历史,书中凡能引述原始记载的地方,作者尽量引述原始文字,保持信史不加修饰的原始面貌。如卷二关于绥德县黄家川土改抽肥补瘦、调剂土地经验的介绍,引述了毛泽东1948年3月12日的批示。卷三中“驱逐叶振本”的史实,引述了1927年6月3日《陕西国民日报》的报道。卷九中关于霍世仁 “为文化人铺路”的展现,则引述了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两处文字。这三处引述,一个是领袖人物的批语,一个是当时报纸的原始报道,一个是路遥创作随笔中的自述,都是原汁原味的信史,其可信度不言而喻。
  关于故事性,记述党史人物的书籍,常常由于偏重资料性而故事性不足,缺乏可读性。《霍家父兄》追求资料性和故事性的统一,注意展现主要人物和周围世界的关系,既写出人物的革命性,也写出人物生活性的一面。譬如,霍世英卖驴交党费、霍世杰营救高岗、霍居桂调查处理赌博案、霍世瑄“文革”中家藏当权派等情节和片段,都写得有头有尾,生动有趣,非常有故事性。榆林商会常务副会长薛定堂说:“这本书很厚,但因为故事性强,图文并茂,读起来非常轻松、有趣。”薛定堂是个实业家,事务繁忙,能够对《霍家父兄》的阅读产生兴趣,可见本书故事的精彩。
  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告诫全党要不忘来路,不忘初心。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霍家父兄》一书忠实记录陕北一个红色家族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陕北革命历史,填补了我省党史研究的空白,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好书,值得肯定和推荐。            【责编/秦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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