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政策实施环境及优化对策


  摘要 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是中国民族政策体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及其优化问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与切实解决,相关问题处于不断积累的状态。解决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及优化问题是破解中国民族工作难题、全面掌握中国民族工作主动权、实现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主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中国民族政策体系 实施环境 优化在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以及锡林郭勒盟“5·11”事件后,人们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开始进行深刻反思,在更加理性、更加客观、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务实的基础上去探索有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去寻求提高中国民族工作质量的策略与渠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与升华,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造成鱼龙混杂、是非难辨,部分探索明显步入了误区,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把由于民族政策实施环境变化而导致的民族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民族政策本身的问题,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此,我们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不言而喻,从满足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出发,中国的民族政策有必要紧密结合中国民族问题实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把学术视野不断扩大,还要看到民族问题中民族政策以外的因素,努力做到全面看问题,以避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相关概念界定及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现状
  政策体系实施环境具体是指民族政策体系在实施过程中所必备的诸条件的总称,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之一,其状况如何直接制约民族政策体系实施效果,全面制衡民族政策体系价值的实现程度,深刻影响民族工作的质量与效率,这是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民族政策体系是指由若干民族政策相互联系而组成的政策整体,具体包括核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和实施政策的相关措施等,其构成是政策之间具有主次关系的立体结构,而不是政策之间只有平行关系的平面结构。民族政策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整体性、适用性特征,这是由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长期性、艰巨性所决定的。民族政策体系的制定与实施,一方面是国家在民族事务方面行使管理权力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核心利益及社会相关方面合法权益的保障过程。
  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优化,是指对民族政策体系在实施过程中所必备诸条件,通过良性改变或者择优整合的途径,使之达到优良状态的过程,进而使民族政策体系与实施环境之间形成顺畅、高效、优良的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民族政策体系与民族工作实际之间的相对动态平衡,民族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得以不断充分发挥,复杂的民族问题得以顺利与妥善的解决。
  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是中国政策体系实施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大致如下:
  第一,社会环境的变化。从国际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势现代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国家开放化、政治民主化、民族流动化、人口城市化构成国际社会环境的主要特征,而中国是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实现了与国际社会的密切互动,并且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样,国际社会环境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日益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过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世界的力量对比格局与既成利益体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在国际上围堵与遏制、西化与分化中国的言行更加甚嚣尘上,中国的国际环境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从国内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现代化就是从简单的、贫困的农业社会向复杂的、分化的、富裕的工业社会发展。”①在此过程中,民族地区与内地互动不断强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刻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社会环境的时空组合关系,并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对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现代化建设一方面为民族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另一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现代化还是“双刃剑”,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直接导致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大幅度下降,将人类整体纳入全球的联系网络之中,一方面突破了空间与语言障碍,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交往、合作与竞争的程度、频率与规模大幅度上升,在此基础上,民族问题“四化”(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国际民族问题国内化,民族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民族化)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反社会分子非常容易通过网络等途径进行联络与聚集,各种谣言和不满、失意、愤怒的情绪也非常容易通过网络在社会上迅速传播,造成社会混乱与冲突。甚至一些具有上述心理状态的人可以不用通过面对面的专业培训方式,仅仅通过浏览“恐怖主义网页”就可以“自我激化”为恐怖分子。此外,恐怖分子通过网络等途径,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世界范围组织、招募人员,征集、配置资源,不断制造恐怖事件,最大限度地扩大恐怖主义影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拥有卫星天线和互联网络的恐怖分子比地狱还要可怕。”②由此可见,现代化对民族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消极或者不良影响,国内外皆如此。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民族地区中的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问题等跨越传统的时空关系组合,并不断发生时空重组与时空变换。“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③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把前工业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及后工业化社会高密度挤压在一个短时间过程内,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逐步完成的三个社会变迁过程被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传统、现代与后现代高度纠结在一起,本来在传统意义上分布在较长不同时段中陆续发生的事情,在民族地区往往被汇聚、压缩、累加、混合、重叠在同一时段中发生,直接导致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联系的事物交织在同一个复杂过程中,使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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