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长达80年的斗争和执政的历史时期内，我党一直十分重视与国际共运组织和外国共产党的联系，一方面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指导和支持，加快了前进步伐；另一方面也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在此过程中，我党对外联络的指导思想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这些调整和转变，折射出世界风云的变幻，同时也反映出我党一步步走向强大和成熟的光辉历程。
一、从一定程度上受共产国际、苏共指挥到独立自主地处理 内部事务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第三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开始密切关注、主动了解中国的情况并帮助中国建党。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共产国际代表李林等人的直接参与帮助下，制定了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此后一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20余年间，我党一直与第三国际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建党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去莫斯科学习过，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许多都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共产国际的指导给尚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提供了巨大的思想鼓舞。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缺乏深入了解，采取直接或代理指挥的方式，我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犯了“右倾”错误，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犯了“左倾”错误，提出“革命高涨论”，搞盲动主义。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错误地指挥作战，中国工农武装遭受了严重损失，用无数烈士鲜血换来的中央苏区几乎丧失殆尽，1943年10月被迫开始长征。出于种种类似原因，共产国际在提议解散时，中共中央立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同时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从而摆脱了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挥。
共产国际虽然不复存在了，但苏共仍然摆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架势，不时对我党指手划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自身利益出发向我党提出种种要求。如在解放战争中，苏共因担心中国内战扩大会引起苏美直接军事对抗，要求我党与国民党和解，加入国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在三大战役接近尾声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还与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签订协议，表示苏联将继续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并将大使馆随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以避免同我党直接接触。直到我党胜局已定时，斯大林方才转变态度，称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并积极与我党发展关系。建国后，我国宣布外交“一边倒”，苏联也给予了许多援助，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良好发展的时期。
但是，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为起点，我党与苏共开始发生分歧，以后又在对波匈事件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在建立长波电台及共同舰队等问题上出现了尖锐对抗。后来在1960年的世界工联第11届理事会上激烈争论，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的叛徒面目”。在时隔不久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苏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对我党横加指责，进行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彭真当即进行了还击，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国际的命运决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指挥棒”。在后来的许多重要国际场合上，苏共继续放肆地攻击我党，并组织一些党对我党形成孤立局面。在此背景下，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我党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即所谓“九评”，与苏共公开论战，两党关系逐渐走向敌对，乃至完全断绝。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才恢复联系，实现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但两年之后苏共就解散了。
二、从只与外国共产党交往到广泛联系多种类型的政党
建国前的28年间，我党只通过共产国际与少数几个外国共产党有联系。建国初期，党的对外工作职能部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的任务是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保持密切友好关系，与东方各国共产党联络并予以帮助，党的对外联络对象仅限于外国共产党。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党的对外交往在我国总体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到建国10周年时只有31个，其中社会主义国家有12个。但党的对外交往面则比较广，到50年代末，我党已同世界上8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联系。
1977年以后，我党打破建党以来一直奉行的只同共产党联系的传统框框，开始把交往对象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和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前者以与索马里革命党和坦桑尼亚革命党建立关系为开端，现已同210个此类政党建立了联系；后者以1979年和1980年中央先后两次批准中联部《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为起点，迄今已联系发达国家的20多个社会党，这是开拓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一个重大举措。以往共产党同社会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迈出这一步殊属不易。
近年来，政党的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趋于活跃，多边政党交流逐年增多，这是世界政党政治的新现象，也是我党对外工作的新领域。2000年，我党除继续派代表出席西欧国家友好政党的党报节、党代会，参加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左翼政党圣保罗论坛等多边政党活动外，还应邀派代表参加突尼斯宪盟组织的国际研讨会，出席首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与欧洲议会主要党团进行会晤，邀请非洲政党的年轻政治家到北京研讨交流和考察。
目前，我党已同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个政党和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形成了以世界各国各类执政党、参政党、合法的在野党以及一些未建交国的重要政党和几大政党国际组织为不同联络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新局面。
三、从“输出革命”到倡导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实行“四个服务”
从建国前共产国际和苏共对我党的指导，到建国初期我党对外联络工作的指导方针，我党的对外联络都包含有输出革命、对外国共产党搞武装革命提供支援的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批所谓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点）后，又把对外国共产党的援助问题提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文革”期间更是把输出革命的调子唱得响彻云霄，打出“支左反修”的旗号，使我党我国在政治、外交、经济诸方面均付出了许多无谓的代价，我国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也因之受到严重损害。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我党正确分析了世界形势，对党的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重大修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将继续按照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
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对外工作的目标和任务确定为“四个服务”，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党的自身发展服务。这是对党的工作的崭新定位，体现出了务实、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
四、从单纯的政治交往到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党的对外工作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特点是理论性、思想性较强，侧重于做人的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和稳固。但与此同时，也可附带做一些对外经济合作、政府管理、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互访和情况介绍了解各自国家的经济情况，具体商谈一些经济合作项目，相互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等，总之是利用政党交往的机会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交流，直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和地方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党的对外工作在服务的方式和内容上都有新的拓展。例如，李长春、吴官正、贾庆林、黄菊等同志以党的名义出访时，既谈政治，也谈经济，与往访国家有关方面探讨扩大经贸合作的可能性，促成了一些合作项目。丁关根同志出访北欧时，深入考察了有关国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城市文明建设等情况。李铁映同志出访拉美时，着力就往访国的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曾庆红同志访问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对这四国公务员制度、行政改革和廉政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此外，为配合“西部大开发”，中联部积极安排发达国家政党代表团赴西部参观访问或组织西部省区领导出访考察，组织了关于西部开发的国际研讨会，利用党际关系渠道为西部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际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