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宋美龄与妇女慰劳组织建设
摘 要： 抗日战争期间，为配合军事需求，宋美龄通过建立全国性妇女慰劳动员机构、整合其他妇女慰劳团体、联合其他社会动员团体，将国内妇女慰劳动员团体有效地联合在一起，实现了妇女慰劳力量的统一和集中。妇女慰劳工作通过各种妇女慰劳组织推向全国各地，广大妇女在救护伤兵难民、慰问军属、改善荣誉军人生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宋美龄 抗日战争 妇女慰劳组织
抗战爆发后，为配合国内战争的军事需求，全国各地妇女纷纷成立了募捐队、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洗衣队、缝纫队等战时服务组织，开展妇女慰劳工作，支援抗战。但是由于这些组织普遍规模不大，而且大多集中在战事爆发的大城市，导致中国绝大部分农村和后方许多地区并未建立此类团体，众多中国妇女仍置身于抗战军事救援动员体制之外。面对这种状况，宋美龄认识到加强国内妇女慰劳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当前的问题，当然很多，可是最需要我们深长考虑，缜密计划的，还是建设问题，此中更重要的是人力的动员。这问题在各国本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可是中国在今天，经日本一再摧残之后，这问题的严重，尤其需要负责者的苦心考虑”①。社会其他妇女团体的工作者也有感于妇女慰劳组织建设的不足，建议进一步扩大妇女动员的规模，最大限度地统一妇女军事救援力量，推动全国妇女慰劳组织工作的开展。著名妇女领袖何香凝建议宋美龄在南京尽快成立妇女动员组织，并建议利用宋美龄身份出面领导广大妇女抗战救国，进而通电全国在各省成立相应动员机构。至此，中国妇女慰劳组织的建设工作开始全面展开。
纵观抗战时期中国妇女慰劳组织建设的发展历程，宋美龄主要参与并积极推进的工作有如下方面。
1.建立妇女慰劳的全国组织
抗战爆发不久，宋美龄有鉴于中国缺乏一个统一的妇女慰劳机构，主张筹建全国性的妇女慰劳组织，“鉴于国难方殷，我全国人民亟宜团结一致，出钱出力，参加如此神圣之抗战，以求民族国家生存与独立，而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忠勇杀敌，后方民众自应各尽所能，各献所有，以表民心，以励士气。尤其我妇女界更应爱国不可后人，恪尽天职，爰邀集热心妇女在南京创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筹募大批款物，从事慰劳服务等工作”[1]。1937年8月1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女慰劳总会”）在南京正式成立。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妇女军事服务组织，“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是战时全国妇女从事慰劳工作的主脑，完全是妇女自己的团体”②，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以独立名义存在。它下设总务、宣传、征募、慰问、劳作五个工作部门，宋美龄担任该组织的主任委员，并任命唐国桢任总干事，李德全、沈慧莲、唐国祯、吴贻芳、曹孟君、张霭真、陈逸云等人为执行委员。该会以适应抗战建国需要，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财尽力，担负救国工作为宗旨，并规定主要任务是“鼓励前方将士作战的精神以及安慰负伤将士，而要更坚决他们抗战的军需”③。
“妇女慰劳总会”在全国各省均建立了分会组织。大会成立之初，宋美龄向各省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各省省主席及夫人创立分会，由该省省主席夫人任分会会长，并要求各省主席亲自抓这件事，拨出一笔经费作组织建设保证。在她的号召下，国统区大部分省市很快建立了以省市主席夫人为主任委员的省市慰劳分会。许多海外的妇女响应宋美龄的号召设立了慰劳分会。例如菲律宾爱国华侨妇女在宋美龄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后闻风而动，组织成立了“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自卫抗日将士分会”，颜敕担任该分会主席。经过宋美龄的号召，一年后妇女慰劳总会在国内外共设立了60所分会，54所支会[2]，全国性的妇女慰劳动员网络得以建立。
2.整合妇女慰劳的独立组织
其实自抗战爆发，国内许多城市中已自发成立了众多的妇女团体开始从事军事慰劳工作。例如1937年7月，由何香凝、宋庆龄倡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抗敌妇女后援会就是其中一例。该会早于妇女慰劳总会成立，是抗战初期成立最早的妇女救亡团体。著名妇女领袖何香凝任该会主席，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夫人、杜月笙夫人为副主席，此外还有宋霭龄、于凤至、沈兹九、许广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夫人等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夫人及各行各业的妇女界人士也参与了其中的领导。该会主要工作也是围绕妇女抗战慰劳支援展开，如创办战地后方医院、抢救抗战伤员、开展募捐、慰问等活动。对于这种业已成立的妇女慰劳机构，宋美龄采取了整合的手法实现对此类妇女团体的领导。
1937年8月，宋美龄在妇女慰劳总会成立之时，发表了一篇《告中国妇女》演说，指出妇女慰劳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妇女也是国民一份子，虽然我们的地位能力和个人所能贡献的事项各有不同，但是各人要尽量的贡献她的力量来救国”。她建议国内各种妇女慰劳组织应统一合作，“我们要团结一致组织起来，尽量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连一丝一毫的能力，时间和金钱，都不要白费”，“我们必须有预定的规律和步骤，然后循序进行，才能达到成功的目标。在抗战时间，我们要用最经济的时间来得到最大的成效”。宋美龄肯定了独立慰劳组织所取得的动员成绩，特别是高度赞扬了妇女领袖们在抗战后对妇女慰劳动员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这里所产生的现象，和各国在战时所有的现象，完全没有两样—妇女界的领袖，各阶层的妇女分子，都忙于编织绒衫，翻制棉衣，缝制短衫裤，以及绷带被单等等东西”，“那些没有毁家失业的妇女，她们都自愿参与救济兵士，救援贫民的工作”，有些已经取得颇为注目的成绩，例如“上海女子青年会，妇女俱乐部及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同学会在上海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即为一例，他们不但供给经费，并且还供给工作人员，办理得整洁卫生，秩然有序，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难民收容所”[3]。此外，宋美龄提出妇女独立慰劳组织应进行力量整合，“我们应与全国同胞，自由绝对地服从政府命令，共同一致，来求民族的最后胜利”，她建议全国妇女的军事支援工作都整合于建立的妇女慰劳总会之下，并“希望大家能联合在一个组织之下，使我们的力量更加雄厚，因为真的团结便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