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
摘要：为研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情况，通过对宋朝在广西沿海和沿边地区设置的钦州、廉州、永平寨、横山寨等博易场的管理和海内外贸易进行论述，认为宋朝因军事需要，大量向云南地区购买战马，促使西南地区的陆上交通“大理买马道”与广西沿海口岸的博易场互联互通，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范围，在广西口岸带动下形成西南地区开放型市场体系。
关键词：宋代；广西口岸；西南交通；博易场；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14108
自唐中叶起，中国海上运输发展迅速，朝贡、漕运、贸易及战争很多都取海道，中国所造海船往来于东西航线上，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起来。大食人伊宾拔都达（Ibn Batuta）曾记：“去中国者，多乘中国船。中国船有三种：大者曰Junk；次曰Zao；小者曰Kakam。大者张三帆，至十二幅，载水手千人，其中六百为篙师，四百为兵勇。且有小船三随行，为Half，Third，Quarter，兼以示其大小。其船皆制造于广州、泉州两处。”[1]唐代除了广州和泉州外，还有交州港（唐代红河入海口，约为今越南海防）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港口，因为今越南在唐代仍统属中国中央王朝，唐王朝设立了安南都护府，交州港依然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几与广州齐名。唐代首创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最初就设置于广州港和交州港[2]。唐末五代安南（今越南）独立，宋代中国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东来蕃舶能够直航中国东部的广州、泉州、明州及青州等港口，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发生联系，交州港在中国海上交通中的中转和沿海停泊港口的作用逐渐丧失。与此同时，广西沿海航道经过整治，通行能力大为提升，广西沿海口岸的钦州、廉州港逐渐取代交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新兴的对外贸易港口。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兴起，在交通与市场的作用下，广西博易场口岸①成为西南地区②陆上交通与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外贸口岸，云贵蛮马和土产东来，蜀锦南下，海外舶来品和香料北上，中原内地纺织品、手工业品、图书典籍和文化用品等大量聚集形成以广西为中心的内外贸兼容的贸易市场体系和西南地区的贸易联动格局，实现了西南地区乃至西南与内地和海外的商品大流通、贸易大发展，促进了经济互补和对外开放。
①周去非《岭外代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卷五《财计门》“邕州横山寨博易场”、“邕州永平寨博易场”、“钦州博易场”。
②在此指今云南、贵州、广西地区，宋代云南和贵州西部处于地方性民族性独立政权大理国统治，广西为两宋王朝的广南西路。
一、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
广西沿海贸易口岸的兴起从地理位置看，广西沿海的钦、廉港口是西南地区最近、最方便的出海门户，可在宋代以前，广西沿海的港口几乎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汉晋至唐代，广州与交州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并驾齐驱，分庭抗礼，两个港口都靠近广西，东西分置，距钦、廉不过几百里。而当时广西沿海航道不畅，在广西至广州的海道上，“钦、廉海中有沙碛，长数百里，在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沙也，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去岸数里，其碛乃阔数丈，以通风帆。不然，钦殆不得而水运矣。尝闻之舶商曰‘自广州而东，其海易行；自广州而西，其海难行；自钦、廉而西则尤为难行”[3]。正是因为广西沿海复杂的地理条件限制，沿海地区开发滞后，难以形成大的海外贸易市场，而交州港又有优越的区位和良好的港口条件，所以交州港开发较早，发展较快，故海商或直驱广州贸易，或停泊交州港口，少至广西钦、廉港，致使广西沿海的钦州港、廉州港长期遭到冷落，这可能是汉晋时期广西沿海港口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安南独立，交州港不再是中原王朝对外贸易港口。广西沿海口岸逐渐超越交州港的地位，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地区陆上交通网络连接的贸易港口。正如黄纯艳所说：“宋代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程中，除了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扩展、贸易路线更为便捷、技术条件更进步等以外，还有一点是应该要充分重视的，那就是在宋代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及海外贸易繁荣的推动下，南海贸易体系逐步形成了。”[4]其突出表现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西海陆贸易口岸的兴起。
历史文献记载广西沿海，“钦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谓水一折为遥，故有七十二遥之名。七十二遥中，有水分为二川，其一东西南入交趾海，其一东南入琼廉海，名曰天分遥”[3]。由此可见，宋代广南西路的钦州、廉州一带内河入海地区的港湾曲折弯转，暗礁浅滩密布，有天威遥、天分遥、三合流、象鼻沙等艰险之处，“海有三险，巨石屹立，鲸波触之，昼夜震汹，漕运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为风引，遵崖而行，必瓦碎于三险下”，故“钦人舟楫少至焉”[3]。故唐代以前几乎不具备海上贸易的港口条件。唐中叶，西南地区南诏政权（今云南地区）势力强大，频繁征伐骚扰唐朝的安南都护府（今越南），严重威胁唐朝对安南的统治，安南地方势力乘机兴起，极大地削弱了唐朝南海地区第二大贸易港口交州港的作用。于是咸通七年（866）唐朝派大将军高骈任静海军节度使，出镇安南，整治安南到广州的江道，同时疏通广西沿海的海上运输通道，高骈整治南海海道“由安南至广州，江漕梗险，多巨石，骈募工劖治，由是舟济安行，储饷毕给。又使者岁至，乃凿道五所，置兵护送。其径青石者，或传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5]，于是钦州“天威遥”海道始通，广西至安南的海路‘自是舟运无险’。到了宋代，广西沿海的航道经过多年整治，通行能力大为提高。
安南独立后，交州港衰落，时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广西沿海，对广西海域地理情况认识也大大提高，广西地区的开发加快，钦州、廉州港湾的交通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加之两宋时期广西战略地位加强，特别是南宋时期，广西所谓的邕管地区，东可达于南宋统治中心江南，西接盛产战马的大理政权统治地区（今云南和贵州西部），西南邻于安南，南部滨于海，可通海外各国。“邕境极广，管溪峒羁縻州、县、峒数十。右江直西南，其外则南诏也；左江直正南，其外则安南也。自邕稍东南曰钦州，钦之西南接境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自钦稍东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自廉东南渡海曰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中有黎母山，环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3]邕州背靠宋朝内地，面对大理政权和安南，有左右江与之相通，与钦州、廉州深港相接，海道畅通，海运陆路四通八达，使这片沿海、沿边地区凭借地理区位的优势，逐渐打破自然经济的束缚，成为人物荟萃，商品齐集，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交织的大市场，兴起了邕州横山寨博易场、邕州永平寨博易场、钦州博易场等海上贸易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