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湘西“苗疆”屯政与乡村社区新阶层的兴起
19世纪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政府为了稳定当地社会，在湘西“苗疆”开办屯政。屯政对“苗疆”多民族社区的社会流动模式、社会阶层结构、社区权力结构、民族文化等，均产生深层次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在屯政中成长起来的半职业化管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等新兴阶层的规模、特征及其活动的社会后果。
关键词：“苗疆” 屯政 半职业化管理阶层
作者谭必友，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4。
以腊尔山为中心，包括现今的凤凰县、吉首市、花垣县三县全境以及古丈县、保靖县各一部分，历来是苗族聚居地，历史上被称为“苗疆”或“湘西苗疆”。截至1795年，许多苗族村落还被清廷视为“化外”之地。正是这一块“化外之地”的“苗疆”，于1795年爆发了使清政府倍受震动的“乾嘉苗民起义”。1799年起义平息后，以傅鼐为首的流官群体以起义善后治理为契机，在凤凰厅开展均屯田运动。嘉庆六年(1801)十二月，加升道衔并被正式任命为以凤凰厅同知身份总理“苗疆”边务的傅鼐，便立即在整个“苗疆”推广均屯田。次年，几乎在整个“苗疆”(包括后划入的“苗疆”后路的麻阳、泸溪两县)，都开展了均屯田运动。至嘉庆十年，在汉土民社区共均归公田60,100余亩。在苗族社区，采取收缴“占田”、“叛产”的方式进行均田，共35,100余亩。整个“苗疆”共均田95,200余亩。嘉庆十一年以后，“苗疆”可用的屯田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近57,000亩，屯田总数达到152,157亩，湘西“苗疆”15万余亩的均屯田土，分布在上千里的“苗疆”及沿边一带，分布零散，加之交通不便，其管理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地方政府为此设立了均屯总局(最初叫总理边务公所)，选派了一大批管理人员在他们的居住地附近从事管理。而在苗族社区则有相关的“苗弁”负责屯田以及基层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批人员的成长，导致19世纪湘西“苗疆”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阶层：半职业化的乡村社区管理阶层。在屯政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还开设了100所(中间有个时期为120所)屯防学校，每年保持2000名左右在校生的规模。这为“苗疆”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新兴的知识分子在乡村事务中渐露头角，并在半职业化管理阶层中占有一定地位。伴随着半职业化阶层的成长，“苗疆”乡村社区中传统精英阶层的活动领域逐渐萎缩，传统的阶层结构从此发生实质性变化。研究“苗疆”乡村社区社会阶层的变迁过程，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演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屯政之前“苗疆”的乡村社会阶层结构
康熙四十三年(1704)湘西“苗疆”改土归流，四十六年改土归流完成，从此，乡村社区社会阶层呈缓慢变化趋势。至屯政之前，乡村社区主要有三个阶层：无地或少地的佃农阶层，有基本土地的自耕农阶层，以及少数大地主阶层。这样的阶层结构主要以经济为标准，因为此时其他标准下的社会分层并没有实质性意义。就算是经济分层，在屯政之前的“苗疆”也不是十分明显。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苗疆”乡村社区贫富出现两极分化，即社会存在明显的贫富两个阶层：极少数富裕阶层与绝大多数贫困的农民。在周边汉族地区常见的有基本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在“苗疆”也并不十分明显。均屯田初期地方官员在一份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乾州厅属“沿边”地区，“应均出田亩者不过数十户，而无业乡勇壮丁情愿守边屯田者不下二千余名”。据傅鼐报告说：均屯田的基本方法，“公同定议，情愿将各户所有田亩每户除每男一丁留养口田种三斗，女一口留养口田种一斗五升外，其余之产再留十分之三，均出十分之七，以为养勇守边”。按照这个标准，假设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的四口之家，留给他家的养口田为种四斗五升，其余再按均七留三之法进行均田。“苗疆”种一斗折合田1.5亩，这个四口之家仅留下6.75亩田，其余“留三均七”。6.75亩田仅仅能维持四口人一年的基本口粮。如果一家人连这个田亩数都没有，那就轮不到他家均田，只有田产超出这个基本标准，才成为均田对象。按照这个均田标准，乾州厅属沿边地区达到“有基本土地的自耕农”标准的家庭仅仅几十户。经济上的普遍贫困在苗族社区更加明显。康熙五十年，初次归顺朝廷的76名苗民，代表家乡父老到武昌投诚。沿途所见，一派繁华，令他们大开眼界，从而增加了实心归顺朝廷的信念。身为当时两广总督的鄂海描述道：“红苗世处深山，从未见内地城廓人民之富庶……。今来省归诚，沿途亲见，各皆恐惧之至。”鄂海的说法是合乎实情的，康熙时期，与湖广汉族地区相比，苗族地区的一般富户也只能算是贫困的。就是到了嘉庆初年，苗族社区的贫困还是普遍的。严如熤在其《苗防备览·村寨考》中有一个简要记述：“按苗民父子兄弟无共处一室者，子长分爨，架数橼为屋即另一户矣。”大多数苗族家庭贫穷到仅仅拥有简单的栖息场地与简易的生产工具。
因此，在屯政之前，“苗疆”乡村社区社会阶层的有效分类只能是经济上的。另外，下面三个因素也是以政治身份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不能出现的原因：
第一，传统的乡村自治，使得无论是里甲组织还是“乡约”组织，都停留在浅层次管理阶段。这些组织干预力非常有限，对民间生活的介入不是太深。所以，无论是里甲长还是乡约中的里老，都缺少明显的政治身份。再说，当时的“里”与“约”数量较少，里甲长与乡约正的人数太少，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认可的层次。以永绥厅为例，该厅共设六里，截至乾隆十六年(1751)的记载，共由6位百户经管。这些百户人微言轻，其政治地位自然并不特别引人瞩目。“乡约”中的里老，纯是一个义务工作，政治身份几近于无。故乡约正或里老在乡村事物中也就不具有明显的政治身份。
第二，屯政之前，各厅县虽已设有学校，但并未培养出一个在乡村社区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阶层。由于学校初设，“苗疆”民众对入学的重视不够，加之历年真正由入学而中举者寥寥无几。这样，具有重要地位(有功名在身)的生员(秀才)和举人在乡村社区里极其希见。生员们对乡村社会的干预力也就不可能广泛有效。而政府“无为而治”的大原则，也使生员们很少有机会与地方政府发生直接联系。
第三，自明代以来，许多乡村社区都有驻兵。这些驻兵在民族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社区事务很少有发言权。另外，1795年前的驻兵，都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绿营兵，有固定的驻防年限，驻防期满就返回各自故乡。他们对“苗疆”社区阶层结构改变的意义不大。这种情况与19世纪后的“苗疆”大有区别，19世纪后“苗疆”的士兵(包括苗兵、屯丁练勇)大部分都本地化了，他们能够而且愿意进入社区事务。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屯政之前的“苗疆”社区，有意义的社会阶层划分，只能来自经济状况。乾隆二十一年，凤凰厅首次撰修厅志时，在《名宦》与《乡贤》两卷中竟然无人可记。只好将两卷虚列。修志者说：“镇箪自设官后，岂乏贤风宪、名郡佐、良将帅哉?前此入祠无人，今兹湮没失考，虚卷以俟将来可也。”“凤本荒檄，改土垂数十年，其处则为乡贤，出则为名宦者，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