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战史写作断想
当下，在军事领域，人们对战史的关注热度远不及军事理论、战略和高新技术装备。对于昨天发生的事，哪怕是被无数鲜血和生命书写的战事，人们的遗忘总是来得那么决绝而彻底。在这个功利主义至上的时代，战史这方小天地也颇有“世态炎凉”之感。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对战史的“消费”却空前喧嚣和狂热，在著名的横店影视城，每天都有无数“战史”题材的产品在走下流水线，虽常遭诟病而又生生不息。因此，问题最终还是回到了“品质”这个概念。
在和平的岁月里，说“横店出品”的危害，似乎有小题大做之嫌。但不妨回想一下，义和团“起事”之前在各地“营销”降神附体、揭帖符咒与刀枪不入时，所做的一切与“横店出品”何异？它能迷惑住慈禧、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徐桐等主政者，并以此为实力基础而断然对八国联军宣战，一般社会公众对其能有多大免疫力？
坏的战史，不让人知道过去；坏的宣传，不让人明白当下。它们都是误国之道，笔者是深信这一结论的。
在中国，大致能找到一些权威机构编撰的战争通史，或者宏观军史和战史，但基本找不到战役史。前者如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工作总结报告，在那些冠冕堂皇却大而无当的记述里，读者基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而关于战役和作战行动的叙事，则基本交给了通讯报道、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中国一般公众的战争认知，就来自这两类产品，并由此滋养出了两类作者和读者：一种是高谈阔论的“讲经派”，一种是演义戏说的“评书派”。
对于高品质战史作品的需求，公众不是没有，而是很难找到。个中原因说来话长，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历史的基础性工作太差了，缺乏足够的史料和相应的解密共享制度，专业研究者和作家也很难利用军事档案，最大的奢望就是多采访几个“三亲者”。从学术规范角度来说，以这样的条件来做战史叙事，起码的标准都不具备。
在多年来的研究写作中，笔者多少有些刻意地回避“文学”二字，但是我从心里认为它是文字工作的最高境界。之所以回避，是基于一种自觉的“反动”，特别是看到某些“纪实文学”作家在讲述创作经验时，竟然自诩以虚构的情节蒙住了读者且洋洋自得时，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文学旨在求真、求善、求美。第一条都不具备，遑论其他？“非虚构写作”要赢得尊重，须有相应的观念引导和文体自律。特别是对于战争来说，“求真”这个看似最低的门槛，其难度绝不亚于全球调查马航370客机行踪。以战役行动而言，在对垒双方至少几十万人的高强度武力冲突中，界定统帅、指挥将领与武装集团的互动，作战计划部署与偶发事件的互动，战斗过程中敌我双方的力量消长，要厘清全部因果链条，并从中分析得失，总结出恰当的经验教训，这不亚于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这个基础之上，也许才谈得到“史诗”的诞生。
“微观战史”这个概念，是笔者在研究写作之初脑海里的灵感一闪念，十年来一直在咀嚼它应有的内涵：囊括全部核心史料，从文献爬梳到田野调查，对敌我双方史料进行“互参”，严格的“史料批判”，时空的“网格化”标定，从帷幄到战壕全方位“复盘”与“拼图”；冷静、克制、准确、细致、缓慢的叙事作风，主要用名词动词，少用或不用副词形容词；适度的“理解的同情”，拒绝煽情，拒绝“入戏”，更拒绝成为题材或写作对象的“粉丝”和“代言人”……借用书法艺术领域的概念，这也许算是历史写作中的“碑体”？
在“形而下”层面做“微观战史”的难处，非实操者难以体会，但这正是笔者所能做的一个“项目”。昔日远征军将士浴血奋战完成了他们的项目，以最大的努力予以准确记述是后辈人的项目；因了那段付出数万生命与鲜血的惨痛成本，笔者的项目必须与他们的项目质量大致相称，否则良心难安。
“微观战史”研究的最基本特点是，一切记述必须能“落地”，能让人拿着书去一个山头一个阵地去踏勘寻迹。为此，笔者已八次去滇西旧战场，像昔日军事教育和拟定作战方案前的“参谋旅行”一样，拿着军用地图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更有四天三夜徒步穿越高黎贡山北斋公房古道的经历，终于忝列马可波罗、徐霞客等先辈的步后尘者。在跃入眼帘的自然和人文景致之外，脑海里同时交织着血与火的历史风景，这份享受实在是生命中难以言说的美妙体验。
（题图照片说明：中国军队通过刚刚修复的惠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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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