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习军”战略大,反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1947年3月至5月，彭德怀、习仲勋联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打出“彭习军”威名，稳定陕北的战争局势，扭转战略退却的被动局面。但此时，国民党军依然呈进攻态势，而我“彭习军”仍处防御状态。胡宗南部和西北悍匪“马家军”一再寻我主力决战，企图全歼“彭习军”，抑或将我军挤出西北，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我西北野战部队，在彭德怀、习仲勋的灵活、巧妙的指挥下，打出一场场精彩的政治仗、军事仗，实现西北战局的重大逆转。
“三战”祝捷打“政治仗”
1947年3月19日，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天上午，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宣告结束。也就在这天下午，胡宗南部进占延安，此时，延安已经是一座空城。3月19日上午，蒋介石坐卧不安，不断打电话询问延安状况，还派出战机飞临延安上空侦察。下午，国民党总统府接到胡宗南“战报”，一片欢腾。蒋介石大大松了口气，在他看来，共产党军队失去延安，“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到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这就“雪我十余年来的积愤”，“为党为国雪二十年之耻辱”。21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
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立即开始庆祝这场“胜利”。国民党中央社接到胡宗南亲自修改的电讯稿，说：“据初步统计，共产党军队伤亡约10000余，投诚2000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缉流亡中。”次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产党军队一万余人》，将“伤亡”与“生俘”全部变成了“生俘”，何等有“气势”！4月4日，国民党当局组织由39家国内外报馆通讯社55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从西安乘飞机来到延安，采访报道胡宗南部攻占延安的“陕北大捷”。胡宗南特意在延安机场举行了阅兵典礼，并宣布了蒋介石颁发的嘉奖令：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麾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胡宗南举行报告会，大吹大擂其“辉煌战绩”并答记者问。向来不大喜欢与记者打交道的胡宗南，这次破天荒地接待了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沈昌焕与《大公报》记者周榆瑞。
紧接着，中外记者参观“战绩陈列室”，与“被俘”的中共官兵接触交谈。而这一切，都是事前精心伪造的。早在21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后，就命令部属安排此事。他们星夜在延安东北的延水河两岸建造起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的“阵亡烈士”和解放军“被歼人员”的坟墓。在延安20华里内设立10处“战俘管理处”，把主要在陕北各地乡村抓来的青壮年所编成的青训队500多人，和在延安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中挑选来的比较伶俐的士兵1500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作为“共军俘虏”，加以训练，教给他们一套事先编造好的“对答”，规定这些装扮假俘虏的人每天每人津贴一元，以示奖励。他们特地从“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挑选出一个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扮演被俘的解放军旅长，并教给他怎样回答中外记者的询问。“战绩陈列室”中展出的“缴获”的步枪，由驻甘泉的整十七师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部分和一些轻重机枪就从延安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中分别抽调。这些武器白天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所有武器都贴上标签，注明“缴获”的时间、地点。
胡宗南自以为天衣无缝，其实精明的记者一眼识破其中的猫腻。在参观“被缴获的共军武器”时，有记者故意问，这些新式轻重机枪、中正式步枪，解放军从哪里搞来的？解说员瞠目结舌、支支吾吾。记者对反复出现的假俘虏，故作惊讶地问：我不是昨天在某一战俘管理处见过你吗？怎么你又到这里来了？被问的人狼狈不堪，不敢说话。
当然，记者们心照不宣，只能按照事先的通知，胡乱吹嘘一通。国民党太需要这样的“胜利”！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和报纸，自欺欺人地造谣说，毛泽东在“逃窜”中被“击毙”，中共中央已经“逃离”延安，解放军被“击溃”。
尽管延安是我主动放弃的，但在我军民中还是产生不小的震动。对于撤离延安的场景，杜鹏程在小说《保卫延安》中这样描写：
川道里尘土滚滚，拥挤着撤退中的人、车辆、毛驴和耕牛。牲口驮着粮食草料，车辆上装着家具、纺线车和盆盆罐罐。……
妇女们，背着孩子，挑起全家人的生活担子去逃难；老太太们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抱着鸡，手里还拿着舀水的木瓢。小孩子们，有的扛着放羊用的小铁铲，后面跟着一条狗；有的背着书包、木刀。老汉们，有的背着农具，有的挑着被子、衣物……有些人，谁也不和谁说话，谁也不看谁，仿佛向来就不认识。他们满脸是尘土，看来，又熬累又难过！有些人，一会儿回头望延安的天空，一会儿又望路两旁的田地和山坡。平时，人们很少注意这身边习见的事物，很少注意这黄土山岭、红土山沟和那家乡上空的云彩。
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充满感情。这一去，还能回来吗？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没有人知道前途如何，只能随着人流往前走。延安老百姓多日不见曾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毛泽东，以及其他党政领导，他们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一些人不明就里，竟然相信国民党的谣言，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西北野战兵团的少数官兵，感觉到前途渺茫，竟然还发生逃兵现象。其他解放区的官兵们，无不挂念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危。解放区的领导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彭德怀、习仲勋打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情况。
担任政治工作的习仲勋，在协助彭老总指挥作战之时，一直在思考，如何揭穿国民党炮制的骗局，鼓舞我边区军民的斗志。从1947年3月25日到5月4日，我西北野战兵团仅用45天时间，连续取得“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的辉煌战果。习仲勋建议彭德怀，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与胡宗南打一场政治仗。彭德怀非常赞同习仲勋这一想法，5月7日至10日，彭、习两次报告毛泽东，提议部队休整10天，准备开全军祝捷大会。5月10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习仲勋：恩来、定一今日动身去真武洞和你们商量作战方针，并参加祝捷大会。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体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