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锐:戎马征战献青春 军事研究展智慧


  香山脚下,一个突然下雨的下午,我们叩响了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锐家的大门。一进门,禁不住被墙上的字画所吸引。据高院长介绍,字是他写的,画是老伴画的。老两口的字与画成双成对挂满了客厅,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们羡慕不已。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高院长和老伴相濡以沫、相得益彰的惬意生活。
  与高锐院长近距离接触,可以看见镜片后面的目光炯炯有神,仍然保留着当年追求梦想的锐气。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他当年骑自行车去延安开始。
  
  少年壮志,单车求学奔赴延安
  
  高锐,191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的一个贫农家庭,16岁考入公费助学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那个时候每个月可以发5块钱,5块钱在那个时候很多啊,除了吃饭的4块2毛5分之外,每个月剩7毛5分,还可以买双鞋穿,因此这个学校就成了贫穷学生向往的学校了。”正义、年少、进取的高锐,不仅参加了响应“一二九”运动的学生罢课斗争,还在1936年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斗争中担任学生抗日救国会纠察股长。
  “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动荡,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高锐所在的学校也基本处在停课状态。高锐、姜林东等学生,听一个共产党员说西安一带有一个红军大学在招生。事实上,他们听说的红军大学,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延安。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高锐、姜林东等5个血气方刚的学生,不顾一切,以转学为名要回了学费,一心投靠红军大学。他们选择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自行车,高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一个好心的教员,很赏识高锐的才识,于是便出资给高锐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高锐等人便开始了骑车去延安的艰苦旅途。
  此时,高锐年仅18岁。他们骑着自行车,直奔西安而去。他们行程的第一站是徐州。一个亲戚告诉他们,徐州城内比较混乱,到处都是国民党宪兵特务。因此,他们到了台儿庄之后,没有进徐州,打算从徐州的城外迂回绕过。沿途的一个教员告诉他们,“陇海路上都乱了,不需要买票了,赶紧去爬火车吧”。高锐一行欣然接受了建议,当天晚上,他们便在徐州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赶上了一辆货车。这辆货车装载的正是国民党军队修工事用的材料,他们毫不犹豫地爬上货车,装上自行车,躲在货物下面,直到开封附近。
  下车后,车站上到处都是难民。高锐等人径直去找车站的站长,以转学为名,要求上另一辆火车。后来,他们趁车站混乱之机,再次跳上了即将出发的一辆客车。“爬上去一看,只有一个女的在看一些家具。后来我们才知道,国民党某要员在搬家,派了家里的一个人在看着。”
  到了郑州,他们重新骑上了自行车。一个教员告诉他们前面有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当兵。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又跑回铁路扒火车。这次他们可没有前两次那么幸运,他们趴在运煤的车上,头上顶着日本飞机的轰炸,耳边警报声四处响。火车开始飞驰,一路到了漯河边。火车停了,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扫射,他们就下车躲在火车下面,趁飞机不轰炸的时候,赶紧把自行车拿下来。
  这次,他们果真遇到国民党的军队了。在一个镇子的城西门,国民党军队两个站岗的士兵拦住了他们。站岗的人对他们盘问,不承认他们是转学的学生,指认他们是汉奸。幸运的是,站岗士兵中有一个特别好心的人,出于对流亡学生的同情,趁换岗的机会放了他们。
  经过层层困难险阻,高锐一行终于到达了西安。直到这时,他们通过一个在西安女子学院教美术的老师才知道,八路军在西安有个办事处,但是红军大学不在西安,而是在延安,叫抗日军政大学。可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不招生。高锐一行仍然没有放弃,他们通过另一个老师,给抗日军政大学写了一封介绍信,凭着这封信,高锐等人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学校,成为抗大第四期的学员。
  
  言传身教,传承红军优良传统
  
  1938年8月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高锐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胶东军政干校任教育长。1940年之后,历任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营长、军事主任教员、军教股长、山东军区教导员二团营长、副教育长、胶东军区第14团参谋长。1945年9月后,历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参谋主任;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一介书生,为部队训练出大批军政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记者忍不住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对来自不同阶层的士兵进行教育?高锐坦然地说:“老红军教我的,我再教给他们,上学时候学习的东西,再传授给他们。”
  毛泽东曾经为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写过如下训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三句话,对高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习的过程中,高锐深刻地懂得,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抗大,高锐第一次受到了正规、系统、完整的思想教育,这是他在抗大最大的收获。
  回到胶东,高锐就按照在抗大学习的内容和思想,展开工作。但是印刷条件有限,教员讲课主要靠口头讲述。高锐从延安带回了两本书:《论持久战》和《列宁主义概论》。高锐给士兵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持久战,讲运动战,讲统一战线。军事课是高锐讲授的主要内容。他告诉士兵,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要打游击战,要看清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要做好持久打仗的准备。在抗大时,高锐已经能够将列宁主义概论倒背如流。在胶东讲课时,凭着好记忆力,高锐可以不用讲稿通讲全篇。“我把抗大的课程,都搬到胶东去了,宣传党在抗大的教育,宣传艰苦奋斗的英勇传统。”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高锐遇到过很多不乏正义和理想的人。从他们那里,高锐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当年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的故事,总能带给高锐心灵上的震撼。抗大,是个红军干部云集的地方,抗大也就采用了红军的管理办法,队长、区队长等,很多都是老红军。“区队长在红军里当过营长,队长在红军里当过团长,他们言传身教,不断地讲红军,让我们坚持红军时代的作风,按照红军的管理模式管理学生。”
  “我不是红军,但我受到了红军的言传身教,红军的东西,我学到了很多。他们讲给我的,我又讲给我的学生,我也按照红军的这套教。我给他们讲红军过草地、翻雪山,给他们讲红军的勇敢和坚强。我们要求学生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学生,后来陆续进入部队。高锐说,他们觉悟很高,虽然他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为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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