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历史发展来看，正在崛起的国家间的军事关系往往会陷入恶性竞争(最后甚至导致冲突)的怪圈。中印两国则属例外，即便双方—直都在小心谨慎地观察彼此的战略意图，目前中印正以值得称赞的方式建立双边关系军事外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关键。2008年12月8日，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上刊登了题为《军事外交模式：中印军事关系的未来?》一文，即对中印军事外交的发展、影响与未来做出了分析。本刊并非赞同其中观点，亦无意证实其内容，刊发此文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和相关研究机构或个人参考。
虽然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都比较紧张，但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努力下，目前两国正以值得称赞的方式建立双边关系。其中，军事外交所起的作用尤其突出。
中印两军为国家层面的双边关系搭建了舞台。除总理访华外，印度空军参谋长法里·梅杰上将在2008年11月初访问了北京；与此同时，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也访问了新德里。不过，在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会研究员库马尔·辛格看来，仅仅依靠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够解决边界争端、消除印度国防计划者将中国视为长期威胁的认识，目前还难下定论。
军事外交向制度化发展
库马尔·辛格在文章中指出，冷战期间，除1967年的喜马拉雅山乃堆拉山口事件与1987年楚桑多洛河谷事件之外，中印两国军队大部分时间都沿实际控制线维持非对抗状态。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访华，开启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新篇章。虽然此后双方有过一些军事往来，但1993年9月签订的《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才是两国军事外交史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随后，两国又于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两国为1996年的协定增加了新内容，其中包括：在基比图举行边境会晤；增加中国相关军区与印度军方官员的交流；以及促进两国武装部队的文化与体育交流。
这些协议为两国军方交往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2003年，中印海军在上海沿海举行首次联合演习。此后，两国海军又分别于2005年在马拉巴尔海岸的阿拉伯海，以及青岛沿海举行过联合演习。印度陆军还邀请中国观察员现场观摩自己的军事演习。同样的，2005年中俄联合演习期间印度也向中国派遣了观察员。
2006年5月，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慕克吉访华之后，两国双边军事外交全面启动。慕吉克访华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要求两国国防部官员与专家的军事交流制度化，还要求制订联合演习与训练项目的年度计划表。随后，时任印度陆军参谋长J·辛格上将又于2007年5月访华。2007年11月12-13日，首次中印国防对话在北京举行。
与此同时，两国于2007年12月在云南省昆明陆军学院附近举行了“携手2007”演习。一年后的“携手200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也于2008年12月12日在印度南部贝尔高姆圆满结束。
军事外交的收获
库马尔·辛格认为上述一系列军事外交活动的顺利展开是有基础的。首先，军事外交缓和了中印的传统紧张局势。与印巴实际控制线相比，中印实际控制线相对稳定。印度媒体就很少报道中印军队间的交火事件。中国边境的相对和平，使印度能够把大部分军队部署到查谟一克什米尔与北方地区执行反叛乱任务。
其次，库马尔·辛格宣称，与巴基斯坦陆军在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活动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秘密行动”要少得多。且中国军队一直禁止印度分裂分子入境或向其提供武器。
最后，至少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印部署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军队进行过一系列互动，如登山探险、庆祝国家节日以及文化与体育活动等，基层部队之间的关系似乎很不错。而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军队却从未有过类似活动。
库马尔·辛格对印度在军事外交中可能的收获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从长远看，印度可以在几个方面从中获益。其一，对于世界诸国而言，解放军现代化计划、资金与预算编制过程，以及其总体战略目标仍然是个谜团。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西方情报与学术资料来了解中国的军事现状。作为印度国防安全的“股东”，印度国防力量有责任了解解放军职能、战备以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控制”能力。军事外交将为这种信息获取提供便利。
其二，军事外交可能会减轻印度对受到中国与巴基斯坦“两面夹击”的恐惧心理。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期间，可能正是因为印度通过建立信任措施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才使北京不至于和巴基斯坦公开站到同一阵线。
其三，中印军事外交为印度“通过谈判解决棘手的边境问题”提供了喘息的空间与信心。旷日持久却没有结果的谈判通常会挑战决策者以及公众的耐心，但相对和平的边境也会使双方外交官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必受到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
其四，军事外交使双方能够摆脱对抗的负担，集中精力开发各自成为亚洲安全架构中重要参与者的潜能。中印已明确分享恐怖主义、海盗、贩毒、非法军火贸易、海上通道安全与人道主义援助等信息与技术专长。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两国愿意在香格里拉对话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多边军事外交平台中合作。
战略性局限
不过，虽然军事外交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库马尔-辛格仍然对其战略作用持保留观点，即期望由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是不现实的。他分析认为，首先，军事外交只是为诸如政治与外交使节团等其他手段提供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的融洽气氛。
其次，除了近期与美国的一系列接触外，与中国的军事外交相比，印度的军事外交相形失色——中国几乎与所有的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系。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与中国不同，印度由文官掌权的军事外交决策过程相对冗繁，在此过程中军事机构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三，两国军事外交的程度与范围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仍未超出象征意义。尽管它们都是核大国，但它们并没有通过高层间的相互接触制定防止核危机的体制安排。此外，中国对印度与诸如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等军队间的关系持谨慎态度。
第四，中印边界问题过于庞大与复杂，军事外交不可能通盘处理。目前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该小组负责提出两国共同认可的实际控制线走向地图——仍然未解决中部地区的争议，更为棘手的东部与西部边界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第五，两国军队的相互“越境”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主要归因于双方对控制线的不同理解，也有时候是因为地面部队的混淆，尤其是在驻守部队发生变化，新部队刚刚到防的时候。
军事现代化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