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基本特征初探
摘要：北宋中期，边患严重，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其特征主要表现有：国家边患严重，文人谈兵现实目的强烈；自我定位强调儒者身份，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学术经院化色彩强烈，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渗透，文人们内心鄙弃武力等。
关键词：北宋；文人；谈兵；风尚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3—0145—04
学界一般认为，社会风尚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上某个民族、地区、阶层中普遍流行的风气和习惯。北宋中叶，边患危机严重，赵宋王朝不得不重视军事问题，倡导军事研究，随之，文人儒士从之前冷漠看待武力因素逐渐热衷关注军事问题，纷纷谈兵论兵，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尚。目前，学界有关此问题多着眼个体，缺少从社会政治与时代风尚等大背景进行探索，少数研究文章就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成果等做过很好讨论，但拘于思考方向等原因。有关其基本特征等尚缺乏深入探索。本文欲拟在前人基础上，就此作深入分析。
一、国家边患严重，文人谈兵
现实目的性较强
北宋中期，国家边患严重，许多文人儒士谈兵具有较强的现实目的，其意旨在于解决现实的边疆危机。
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范仲淹坚定的躬行此信念，他“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官做事，关心国家。在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倡导与精神感召下，“天下争自耀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史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傅、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文人儒士们讲求“通经致用”，关注现实，指陈时政得失，力图布新除弊，有补于世。
北宋前期，国家奉行“崇文抑武”方略，文人轻视兵学远甚于前代。仁宗初年张方平说：“国家用文德怀远，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纪，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人耻言兵事。”李元吴建国后，北宋与夏屡战屡败，边境危机加剧。迫于压力，宋政府打开兵禁，向社会集思广益，征求对付西夏良方。由此，文人群体大谈兵事，正如文献所记：“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吴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
北宋中期，围绕西北危机一时问文人谈兵蔚然成风。范仲淹、欧阳修、宋庠、宋祁、张方平、富弼、文彦博、尹洙、苏颂等纷纷提出自己应对西夏兵事的战术策略。张方平的《平戎十策》借鉴历史，针对现实，认为“入寇当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虚。宜屯兵河东，卷甲而趋之。”刘平、石元孙败后，丁度上奏“‘为今之策，莫若谨亭障，远斥堠，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计。’因条上十策，名日《备边要览》。”针对与西夏的守、战问题，欧阳修说：“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言事者众矣。”他以前筹划过三种策略，基本符合敌情，因此建议“坚守以扦贼，利则出而扰之……积谷与钱，通其漕运，不一二岁而国力渐丰，边兵渐习，贼锐渐挫，而有隙可乘，然后一举而灭之”。范仲淹引《孙子》“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思想，提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等观点。苏舜钦认为：“中国利守，夷狄利战，从古然也”，主张“来则逐之，去而勿追”，“坚壁清野，勿与之敌”反对贸然对夏开战等等。
二、自我定位强调儒者身份，儒家思想影响深刻
首先，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中，文人们虽积极谈论军事，但大多否定“兵家”立场，强调儒者身份。
北宋中期，文人士大夫“耻言兵”的风气为之一变。对兵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梅尧臣自称“谈兵与论文，曾不涉陈迹。”对其军事知识非常自信。苏洵将所著《权书》称为兵书，且说：“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尹洙“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其谈兵文章被南宋叶适称为“救败之策”。张方平“慷慨有气节，既告老，论事益切，至于用兵、起狱，尤反覆言之”。就连深宫中的宋仁宗也著有《攻守图术》三卷，且“亲集《神武秘略》，以赐边臣。”。
但是，大多文人儒士谈兵时不认为自己“知兵”，不承认兵家身份，反复强调自己是“儒”。韩琦自称“专修俗吏之业，罕究兵家之学”，“粗干米盐之烦，本元军旅之学”，“以儒承业，以文干用”。宋庠时常谈论军事，勇于提出看法，却自谓“素不知兵”。范仲淹多次陈说用兵战略，且统率士卒镇守边关，却自表“世专儒术，靡学孙吴之法，耻道桓文之事”；青年张载致信表示志愿弃笔、效命疆场时，他却责备道：“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苦劝一位有志青年钻研儒学。张方平说自己“龌龊书生，本学殂豆之事，区区壮志，颇涉孙吴之书，岂达权谋?徒得糟粕”，儒家礼仪才是专业，军事知识非常浅薄。哲宗元祐时，苏轼曾数次举荐一名武学博士何去非，他上奏说：“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建议将其换为文资，“以率励学者，稍振文律”。
文人谈兵形成自我身份定位的这种特征，与当时“崇文抑武”社会时尚的强力渗透存在一定关系。兵儒不同道，儒家对兵家“使力行诈”所持的基本态度，长期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使得他们对‘卑里通俗’的兵学著述大都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北宋建立后，逐步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为加强专制中央集权，在宋初即产生并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受其影响，也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社会氛围和时尚。大多精英人才鄙弃武事，一心向文，跻身文职。兵儒对立的观念影响更深了。至北宋中叶，尽管国家外患下形成文人谈兵的风尚，但是，许多文人谈兵时还是要强调儒者身份。
其次，从众多文人谈兵言辞篇章分析，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体现出深刻的儒家思想影响。
文人谈兵强调儒者身份的自我定位本身就反映出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外，文人们虽积极谈兵论兵，但根本上却要提倡修仁政怀德义，反映出儒家观念对其深厚影响。“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以利动”，历代军事战略家谈兵论兵，不外乎怎样用奇策，如何计诡道，不择手段征服敌人。然而，从北宋中后期一些文辞可看出。谈兵的文人们在根本上要修仁德以王天下。苏洵向人们解释说：“《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其特别指出：“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在边疆危机严峻时刻，苏洵关心国事，谈兵论兵，但却忌讳别人将他视为“孙武之徒”，强调儒者身份，反对人们以兵家看待自己。他指出：“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也就是说，他并不像孙子等兵家那样肯定战争之合理性，而是将用兵